明廷为何屡次拒绝与俺答汗互市
在要不要与俺答汗开市的问题上，明廷内部一直有不同意见。比较以往，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反对意见占了上风，但他最终还是屈从于俺答汗的武力威胁，不得不开市。开不开是背后，又有着华夷之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这样的在汉族人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作祟。
1551年，就在朱厚熜被迫开市之后，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了一道“疏”。这不早不晚的反对，得罪了朱厚熜，杨继盛因此被贬。但他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可以说是集历代主战派观点之大成。
杨继盛的“十不可”，涉及十个层面：国恨家仇、失信失和、有损国威、边军懈武、国民丧志、通敌之嫌、失防之心、助长敌焰、敌性多狡、财政流失。总结下来也不外乎蒙古人不可信、不可交，交则动摇民心和军心，导致大明失礼、失威、失财、失防、失民。失国他没有点明，但已然涵盖了这层意思。而在“五谬”中，他主张修武备以取代羁縻政策，以和平时代不需要战马为由反对互市，指出朝贡政策往往是让别人占了大便宜，开市也不足以养活全部蒙古民众且不能阻止其掠夺，最后他认为打击蒙古是明廷必须办的事情。
杨继盛要求朱厚熜厉兵秣马，他大约忘记了在朱厚熜之前数次征讨的教训。主战派以朝中官员为主。而主和派则以边关官员和将领为主。杨继盛这种书生之见，今天看来肯定会误国。
史道、杨一清、翁万达、王崇古等等一些边关大员都主和。他们身处战事第一线，亲身感受了烽火连天的种种恶处，但他们遇到的皇帝和内阁大臣几乎都不支持他们的想法。
张居正的出现，让明廷主和派占据了优势。在得知俺答汗之孙那吉和其奶公阿力哥率众来投时，张居正大喜。
张居正把握住了与俺答汗讲和的好时机，而王崇古、方逢时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处理得当，最终促成了俺答汗归顺大明。这是内阁与边关大员合力的结果。
张居正的真实想法，在他写给王崇古的《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信里，说得很详细。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批评了清流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说他们缺乏战略眼光。他分析俺答汗之前的主和，主动权在俺答汗一方，开市也是在武力威胁下完成。主动权非常重要，现在明廷好不容易掌握了主动权，再断送就可惜了。
他告诫王崇古要吸取之前那些错误政策的教训。张居正还举例说，一家人都有矛盾，何况两个民族之间？后来，他在给吴环洲的书信里继续表达此种看法：“夫疆场之间，小小破绽，未能全无，要之于大计未损。若遇有事，即行处置一番，与大计反为无益，故君不察而。今都邑之间，又有白昼剽窃，劫库杀官者，况夷狄乎？蓟门三卫，服属二百余年矣，捉人挟赏，犹不能一一尽诘，乃可责之骄悍新附之虏乎？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箠，既箠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
他还在《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里说了开市的五大好处，与杨继盛之论争锋相对。
切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答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现。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
这涉及边关稳定，、缩减财政支出、分化和牵制其他民族，以及原本中国人心走向及蒙古人内部分化等问题。在张居正掌权后，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才有了俺答汗归顺以及通贡互市政策的延续。
明穆宗朱载垕给俺答汗下诏说：“朕惟天地以好生德，自古圣帝明王，带天理事，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一偏覆，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育于宇内也。”朱载垕回顾大明开国之策略，认为“胡越一体，并包兼育”才是未来发展之道。
朱载垕这番话，姑且不去考察其是否真的做到了，这种言论能公布天下本身就是观念上的重大突破。之前，在俺答汗的执着与朱厚熜的固执背后，折射的是各自的生活、文化困境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问题。在两宋之际，华夏的主流文化乃是汉族主导的儒家文化。当时的中心与边缘之辩、华夷之辨已经形成了两股思潮，即血统论和中心论。这两者代表人物有朱熹和司马光。
血统可以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统，而中心则是从政权是否有地理优势的角度而言，即能否占据传统的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北宋强调地理位置，南宋强调血统，都是形势比人强带来的结果。北宋皇帝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与皇帝毫不搭界，而南宋偏安一隅，中原地理优势丧尽。当然，这种思想从三国时代就开始有了分化，有以血统论而举事的刘蜀，有以地理优势而称王的曹魏，此点清代翟灏与章学诚都分析得极为透彻。
大明继承了大元空前辽阔的地理版图，也继承了蒙古人留下的诸多麻烦。除了中心论与血统论外，他们还必须面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新难题。
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在北边漠北、漠南、漠西形成了三大政权。为了消除蒙古人南下的威胁，明代一直注重工事建设，大兴土木，先后十八次修“边墙”（即长城），还建了数不清的壕垣和防御堡垒等。工程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目的只是防御蒙古骑兵南下。明廷在宣北、大同东还修筑了内长城，称为次边。长城是看得到的边界，但长城之下，却又看不到的边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与楚河汉界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后来俺答汗与大明的互市选择在大同、宣化的缘故。
除了工事之外，就是设立羁縻卫所和九边重镇，前者由降明廷的蒙古人管理，后者由明廷派重兵把守。不过，羁縻政策在蒙古人那里不好使。朱棣时期，他们羁縻的对象蒙古王祖阿鲁台就数次造反。《明会典》里就说：“瓦剌酋马哈木封顺宁王，鞑靼酋阿鲁台乞降，封和宁王，皆遣使入贡。自后叛服不常，成华中小王子亦通贡，贡无常期。隆庆中，俺答封顺义王，每岁贡马互市，至今不绝。”
再有，就是征伐。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蓝玉打的蒙古人望风而逃的景象，在他们身后再难见到。明成祖朱棣亲率几十万大军征伐，仅仅剿灭了一些蒙古小部落。明英宗朱祁镇征土木堡，损失十余万将士不说，自己都成为俘虏，还差点导致明廷迁都。明武宗朱厚照征伐蒙古小王子，双方数十万兵力，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明军死57人，蒙古军死15人……
嘉靖年间，松散的蒙古部落再次被俺答汗统一。他数次侵犯边境，每每都能击败明军，其造成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互市和归顺之后，摩擦虽然不断，但边关毕竟结束了200年烽烟四起的状况，继而开创了200年之太平盛世。俺答汗提出的通贡互市，无论是从事前动机，还是从历史结果来看，都是一件惠民之大事。
在中国，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一直存在。《礼记·王制》划分四方人群的标准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不吃谷物或不食熟食，以及言语、衣着、嗜饮，这些都构成了民族之间的区别，最终呈现出文化的不同。精致与粗糙带来了优劣高下之分。
嘉靖时期，明廷对石天爵的态度，一样值得探讨。他们不顾礼仪之道，杀了使者石天爵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是汉人。
天爵本华民，而甘心为虏驱使。去岁守臣失计放还，遂至涂炭山西，震惊畿辅，究其祸本，实天爵一人致之。兹者凭借故智，敢复叩关，而边臣能应机擒斩之，真足以剪虏羽翼，寒旃裘之胆，厥功甚大。请优录之，以作诸镇之气。
明廷在处理白莲教及其投蒙的汉人时，手段也极其残忍。交还白莲教头目和叛将给明廷，是后来俺答汗归顺明廷的一个重要前提，明史中有大量描述叛徒之词，所用言语之恶毒远远超过描述了这位杀了许多汉人的蒙古人俺答汗。这当然不是汉人中的极端现象，只是时至今日，还有大量的人有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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