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案，朱元璋像割韭菜一样把整个官场又割了一遍
朱元璋的大清洗（连载之五）
比空印案杀人更多的是郭桓案。
郭桓是户部的右侍郎，户部是主管全国的户口、土地、钱粮的衙门，权力很大，管理范围比现在的财政、民政、税务、土管很多部门加起来还要大。郭恒作为户部的副手要贪污条件是现成的。
洪武18年3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司、按察史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编就的《大诰》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实在让人触目惊心：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分掉了；郭桓曾经奉命去浙西征收秋粮，应该收450万石，结果只收了60万石，另收钞80万锭，按当时粮价折算，大约可抵200万石，即少收了190万石；此外郭桓还伙同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征收多种赋税。
朱元璋说，郭桓贪污的粮食，可以供给军队吃三年，最初只公布他们共贪污700万石，是说怕说多了老百姓不相信，实际上，郭桓贪污所得折合成粮食2400万石还要多。2400万石是什么概念呢？这是整个明朝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贪污这么多，当然不能一个人独吞，肯定还有同伙，朱元璋又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审讯。审讯的结果又牵出了一批官员，包括六部的尚书、侍郎以及下属官员基本上都参与了。这些家伙贪污这么多，朱元璋当然要追赃。在追赃的过程中朱元璋发现贪污所得竟然已经转移到民间富户那里，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巨室大户。
这一次杀的人更多，据说六部除了几个尚书之外，所有的办事员都杀掉了。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时的问候从“今天你吃了没有”变成“今天你们杀了几个？”六部官员杀了以后，再往下杀地方的经办官员，一直杀掉最基层的粮长。明朝初年，各个地方粮长很多，一个县就有好几个，别看这些家伙平时收粮收税时到百姓家里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牛气得很，但在郭桓案中，朱元璋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就是捉而杀之。对待这样的低级奴才，朱元璋甚至懒得一个一个的杀，而是一批一批地杀，有一次160个一起杀，还有一次100个一起杀。
在往后，案情扩大到江浙一带的富户，百姓中等人家基本上家破人亡。郭恒案也可以看作是明朝成立以后的一次财产再分配。
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冤案，一方面是贪污的数量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正是胡惟庸案不断扩大升级的时候，当时已经设立了锦衣卫，郭恒不过一个侍郎，要贪污明朝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恐怕没有这个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力。胡惟庸案发以后，朱元璋已经废除了丞相制度，赋税这样的事情都是亲自打理，不要说几千万石，就是几十万石税粮不入库，他也会跳起来抓人，哪里还要等到御史告发？另一方面，贪污这种事情，一般是人越少越好，既安全，分的钱也多。郭恒不过是一个户部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其他各部的人一起合作，而且找的不少同党地位都比他高得多？不管怎么说，郭桓作为一个侍郎，其同党数量竟然比想要谋反的丞相胡惟庸数量还要多，尽管死得很难看，应该说也风光了一把。虽然这种风光谁也不希望有。
所以说，郭桓案疑点重重，也许郭桓确实贪污了，但是数量未必有这么大，同党也未必有这么多。
随着案情的扩大，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把事情归咎于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人。这个时候朱元璋觉得应该收网了，他一面亲手下诏罗列郭桓等人的罪状，肯定这件案子是办得有道理的，一面又把审判这个案子的吴庸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他说：我的意思是要除去奸恶，没想到反而生出奸恶来害人，真是始料未及啊。这样朱元璋就把案情扩大的责任推到手下身上了。专制制度下的手下必须时刻准备为领导做替罪羊，做替罪羊有时候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才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
空印案和郭桓案两个案子加起来一共处死了七八万官员，加上其他小案子，杀掉的官员肯定在10万以上。洪武十九年的时候，朱元璋说：从开国以来，浙江、江西、两广、福建等地的官员，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一任，往往等不到考核期满，就东窗事发。
经过这一连串的大案，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己脑袋不保。有人甚至自称发现了朱元璋杀人的规律，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是要杀人了，如果玉带系在肚皮上面就代表着这一天平安无事。
史书记载，朱元璋时代的官员每天早上去上班，家人都要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如果晚上能够回来，就要全家庆祝：今天又活过一天了。
官这么难做，为什么不能不做？难道就不能学学古代的隐士？
没有那么简单，在朱元璋的时代，能力强，责任也就大，有知识有能力的不做官也是犯罪，对待这样的读书人，朱元璋经常训斥说：“好个奸贪无福的小人，竟然诽谤朝廷的官难做，拉出去砍了。”
朱元璋得天下后，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两也在征召之列，大概古书读多了，要学伯夷、叔奇不食周粟，自己把手指砍掉，表示不愿在新朝做官。
这是公然的挑衅，明显地不给新皇帝面子。朱元璋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人捆绑起来送到皇宫里。
朱元璋亲自给这两个人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没有我把你们从元朝的反动统治中解放出来，你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如今你们能够过上安定生活，为什么不愿意回报朝廷呢？
据朱元璋亲自主持整理的《大诰》记载说，这两个人被朱元璋一番话说得心悦口服，以至于被处死的时候一点也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快乐。据说他们被杀的时候因为内心已经被朱皇帝的真理照亮，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唯一后悔的就是自己没有早日聆听圣上的教诲。
当时文人处境很难，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中国人历来是困难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多。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总有一些聪明人能够想出办法来。明朝官员想出来逃避当官的办法是装疯。在朱元璋的时代，一个官员突然得上精神病是很正常，具体表现为见到人就喊爹，拎着菜刀在大街上准备砍人。好死不如赖活，这样做也许能够多活两年。
审理空印案的时候，朱元璋为了锻炼太子朱标的行政事务处理能力，有意让朱标复查一些案件。朱标的性格比较仁慈，经常从宽处理一些人。
朱元璋当然很不高兴，于是问御史袁凯：“太子和我意见相反，你看谁的意见好一点？”
袁凯心里想：一个是太子，一个是皇上，谁都不能得罪。袁凯有点急智，于是说：“陛下之法正，太子之法慈。”这本来是个两面讨好的说法，意思是皇上您是个讲原则的人，太子是个仁慈的人，你们俩的方法都好。但是朱元璋并不满意袁凯的回答，认为这是在太子和他之间进行投机，逼得袁凯为了活命只好装疯。
朱元璋当然不信，派人带着木工用的锥子去刺他，没想到袁凯竟然哈哈大笑。过了两天，朱元璋又派人去袁家去看看，这一回看到袁凯被家里人用铁链锁着，在地上吃狗屎，这才相信袁凯疯了。
袁凯因此而捡回了一条命，并且因为吃狗屎的智慧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空印案、郭桓案以及其他针对官员的案件被杀的官员应该在10万人以上。
【链接】朱元璋的大清洗（连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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