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出川，他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高级将领，腹中七枪，无比壮烈
在史诗般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在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我军阵地上尸横遍地，有日本兵的尸体，也有中国士兵的尸体，战场上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一名满脸污血的中国军官挣扎着从尸堆里爬起，抖抖索索着，摸出了一根烟。也在这时，日军新一轮的进攻开始了，撑着狗皮药膏旗的鬼子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中国阵地逼近，当他们看清楚只有一个中国军官后，放大了胆，但这个中国军人的表现，又让他们疑惑不已。这个中国根本无视他们的逼近，若无其事的从地上捡起一根带火的木棒，嘴巴叼着烟，低着头去燃，烟点燃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轻蔑地看着满腹猜疑的小鬼子，长长了吐了一口浓烟，然后掏出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扣响了板机……“砰”的一声枪响，画面定格。
这一组镜头震撼人心，充分表现了我中华血性男儿大无畏的精神。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小鬼子？！
这个中国军官的名字叫王铭章，著名抗日将领，牺牲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是中国军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
2014年9月，王铭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在凤凰卫视录制于2012年3月19日的《凤凰大视野》中，动情地描述了王铭章将军殉国的壮烈经过，他说：“几千人的部队打到只剩一两百人了，这个时候王铭章已经心灰意冷了，在这个时候自杀，到最后他还不走，他任务完成了不走，他任务已经完成了不走，他等日本人最后再来，再来最后他拼了，拼了最后死在那儿，最后他自杀。他就是一种袍哥的忠义千秋，对不起兄弟伙，这种荣辱观融合到血液里边去了，他就是这事我要有个交代，因为他们三个人虽然是抗战的将领，但是带的兵都是兄弟伙，他的兵都是袍哥人家，都是我的兄弟伙。”
的确，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口，在民族大义取舍问题上，王铭章将军忠义千秋，他的热血和豪情光照千古、垂范万世。
但是，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面的表演和樊建川先生的描述，并不是真正的史实；真正的史实，比这个还要壮烈。
王铭章，字之钟，四川省新都泰兴场人，早年参加保路运动和讨伐袁世凯战争，以其禀性正直、骁勇善战而享誉军旅。
1920年川军整编，王铭章任第7师13旅25团团长。1924年，王铭章升任川军第3师25旅旅长，后升任师长，隶属于川西北屯殖军田颂尧部。
1932年，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已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田颂尧多次与红军交战，身为第29军第4师师长的王铭章也就身不由己地陷入到这种手足相残的内战之中。
王铭章对内战深恶痛绝，对自己的行为既羞惭又痛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救亡运动的高涨，王铭章的这种痛苦愈加加深。
西安事变后，王铭章衷心拥护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7年5月王铭章在给表弟的信中充分表明了自己为国杀敌、维护民族尊严的心迹。信中是这样写的：“欣悉吾弟有志深造，赞佩不已，后有机当为吾弟图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从此结束，今后全民全军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洗雪国耻，此诚国家民族之幸，亦吾侪戎行殷切之宿愿。此间正按中央整军方案，进行部队编练，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川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这时候，29军改编为41军，王铭章任41军122师师长，授陆军少中将。王铭章强烈请求率部开赴前线作战。
壮士出川，是抗战中最壮烈、最震撼人心，也是最壮观的事件。
樊建川先生在访谈节目中说：第一次出川，是三十万，真正的地方军参军全部出去了，后来每年征兵四十万，连续征了八年，又去了三百二十万，三百二十万加三十万我们去了三百五十万四川人，所以无川不成军，就这样来的嘛。
樊建川先生同时也说，在抗日的战场上，川军是一个另类，他们因为装备不足，军容不正，而被称为叫花子军，更有一个奇观是，川军中的很多士兵都是一手拿着烟枪，一手拿土枪开赴战场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最艰苦，最惨烈的牺牲。
王铭章在德阳誓师，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寇深国土，国难当头，我一定要用热血报国的实际行动，来赎回20年来参加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
临行前夜，王铭章与家人诀别，说：“现在日寇深入国土，国家危在旦夕，我军率先请缨出川抗日，已奉电批准。我知道，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弱敌强，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何况川军的编制不足，武器装备低劣为国军之最，这次出征非三年二载，我的决心是不成功则成仁。我身为军人，战死在为国为民的疆场上，也是死得其所。”
王铭章跟家人说自己的“武器装备低劣为国军之最”并非虚妄之语，他手下的将士衣衫褴褛、装备破旧，步枪多是四川土造的“单打一”，“打只土鸡、兔子什么的还能凑合”，上战场，杀伤力很微弱。部队的手榴弹全是清一色四川土造的“麻花手榴弹”，在国军其他兄弟部队的眼中，这种手榴弹根本不堪使用。
可是，就是这样的装备，王铭章首战娘子关，就给装备精良且自命不凡的日军第14师团一个下马威，大振中国军队士气。
1937年底，日军占领浦口和济南后，从津浦路南北两个方向合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路，将南北两个战场联为一体，然后发挥其机械化部队优势，消灭郑州、武汉间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攻占武汉。
为了粉碎日军的企图，1937年11月，王铭章所在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调至徐州、汤山一带，阻击沿津浦铁路线南下之敌，王铭章率部担起了守卫滕县的重任。
其时，王铭章为第二十二集团军第41军代军长，统一指挥第122、124师，兵力不足3000人，武器窳劣，装备陈旧，主要武器为四川土造的79步枪、大刀、手榴弹和为数很少的四川土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没有一种新式重兵器，更谈不上交通、通信、补给、卫生等各种装备器材了。
日军沿津浦线南下的兵力达10万之众，且为精锐部队，拥有大炮70多门，战车四五十辆，并有配合作战的飞机四五十架，装甲火车2列，另外山炮、野炮、重炮等重武器及高射机关枪、战车防御炮等兵器不计其数。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前景凶多吉少。
但王铭章已将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勉励守城将士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窳劣的武器，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任，力量之不足，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身为军人，卫国保民而牺牲，原为天职，只有决心牺牲一切，才能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行。”
凭着这股舍身以敌相搏的斗志，滕县保卫战自3月14日早晨开始，至18日上午止，与日寇血战四天四夜，计约108小时，共毙敌2000余人。
17日上午6时许的战斗最为惨烈，敌人以五六十门山炮、野炮密集攻击，再配以20余架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除北关因系美国教堂所在地外，几成废墟。
下午3时30分左右，日军以10余辆坦克为先导，轰隆隆德突入东关。守备东关的第124师第740团团长王麟和团政训员胡清溪双双阵亡，中国官兵全歼突入之敌后，全团仅剩十四人。
日军复以重炮猛轰南城墙下街道，同时，出动二十余架飞机轰炸南关。
一时间，炮弹倾泻如雨。
下午5时，南城墙和东关失守，王铭章抱定必死之心，令城内各部队与敌巷战，西关守军死战待援，自己登上西北城墙，亲自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
在西城门楼，王铭章及参谋长赵渭滨、124师参谋长邹绍孟等共20余人大部为国捐躯。
王铭章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但仍挣扎着身躯对部属说：“你们快同敌人拼去吧！不要管我！”最后他呼喊：“中华民族万岁！”气绝身亡，时年仅45岁。
王铭章将军牺牲后，滕县城中守军继续与敌人拚搏，激战至黄昏，东门失守。
直到18日上午，滕县城中守军伤亡殆尽，最后只有17名士兵突围，其余皆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日军至此才完全占领滕县。
2009年16日是滕县保卫战71周年，在滕县保卫战时任代理排长、已达89岁高龄的幸存老兵叶光文向记者回忆当时惨象，说，1937年9月12日，122师官兵徒步20多天到宝鸡转火车增援娘子关，1938年3月转战台儿庄，接受死守滕县72小时的命令。从3月14日开始，日军万余兵力开始用飞机、大炮、坦克猛攻滕县县城。“我们用沙包、盐袋封堵了城门。”但日军随后将城墙轰塌，从缺口攻入，双方展开巷战。3月17日中午，王铭章到东关阵地巡察，还勉励他们要保存实力，准备拼命。当晚，叶光文和10多个弟兄成功突围，他见到王铭章贴身副官李少坤时，才知当日下午王铭章在从东关去西关指挥巷战的路上遭遇日军，被机枪扫射，已壮烈牺牲。3月26日，李少坤带人潜回滕县县城，偷运出了王铭章的遗体。
滕县保卫战，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滕县保卫战以壮烈的牺牲阻滞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为第五战区备战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保卫徐州、巩固武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战役总指挥的李宗仁将军指出：“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若无滕县之苦战，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创成也！”
日本随军记者佳滕芳子当时也曾报道：“1938年3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42军之122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将军遗体被辗转运往武汉进行公祭，灵柩所经之处，人们自发前往祭奠迎送，极为哀痛。
1938年5月9日，将军的灵柩运抵武汉大智门火车站，武汉万余人民群众，前往迎灵。
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等都参加了迎灵和公祭。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吴玉章、董必武等联名撰赠挽联一幅：“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公祭并致悼词，悼词最后称，王铭章将军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牺牲的，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
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王铭章将军的抗战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追赠为陆军上将，而且明令褒扬，举行国葬，拨款1.2万元治丧，并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
王铭章将军的儿子王道纲在出席滕县保卫战71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对记者说，得知父亲阵亡时，他才十岁左右，“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难过。”
他说，父亲誓死坚守的滕县之役，相当惨烈。“滕县当年已经成为了一片焦土，当时上面的命令要父亲死守滕县3天。从3月14日到17日，已经过去了三天多。但是直到17日下午3点半，仍然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军令如山，父亲带领将士们死守滕县，最终牺牲。”
1938年3月17日晚上，听说滕县失守父亲阵亡，刚开始他以为这只是谣言。然而第二天，收听广播他才知道父亲真的牺牲了，全家人抱头痛哭。
王道纲说，父亲阵亡半年后，遗体才被运回成都。“我没有看到父亲最后一眼，当时的棺椁已经密闭，不允许打开。”他注意到在棺椁的后面有一个透明匣子，父亲的军装穿在一个木头人上面，供大家悼念。他记得很清楚，军装上有7个血迹斑斑的弹孔。母亲叶亚华生前曾讲述，父亲军装腹部的7个枪眼，是被日军用机枪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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