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爱国”与“卖国”：怎样评价民国时期的外交？
蒋介石夫妇在开罗会议上
文 | 秦晖
摘自《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已获出版社授权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自由主义党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多大气候。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对外依附都是要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付国家权益为“代价”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他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而遭遇皇姑屯之祸的。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依附于某个列强以战胜作为主要敌人的“以夷制夷”图谋，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典型的是当年莫斯科大公就是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而莫斯科公国就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这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使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如果蒙古汗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从蒙古人学的）。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他们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他们必死无疑。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民国的外交家如顾维钧、王世杰等都是国际政治的行家，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也非常明显。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丢失权益的事件。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1943年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中美新约》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中国国内的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他们在盟国中由于实力不强也受过气，但例如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唯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得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时期中国为这种依附也付出了“代价”，为此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都被反对派斥为“卖国”，但正如毛泽东私下也承认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那样，平心而论，民国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权益之得远远超过了之失。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平等新约纪念邮票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中国人也并非不知，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得的事，也是迄今为止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这众所周知而且下文还要提到。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比，但这些收获仍是重要的：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两次世界大战间中国虽然因实力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罕见的。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如下所述，民国时期中国人对外国侵略的军事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其战果常不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
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不参战和参加另一方的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儿皇帝”，就是作为自主的盟国如果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即便日本获胜，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就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而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弥补一样。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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