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论_原文_翻译-苏轼
原文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衮，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大患也。 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解释/注释/译文
用仁义取得天下，用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朝。用欺诈的手段取得天下，用欺诈的手段守住天下的，是秦朝。用秦取得天下的方法去夺取天下，用周守天下的方法去守卫天下的，是汉朝。仁义欺诈的手段都使用来夺取天下，这是孔明失败的原因啊。
曹操乘东汉末年衰微的局势，用狡诈的手段实现了他的邪恶的目的，孔明以此为耻辱，想在天下伸张正义。这个时候，曹操已经威震四海，向东占据了许州、兖州，向南统治了荆州、豫州，孔明用来依靠的且胜过别人的地方，只是那一点点的忠诚信义，还想用它来激励天下的民心。天下那些品行端正能够慷慨赴死的有节操气概的人，本来不是发自内心地佩服曹操，只是因为受威力胁迫才勉强向曹操称臣，（他们）听说了孔明的品格，就是远在千里之外也有响应的，像这样，（孔明）即使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天下的人都可为他所用。何况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这样的事情不会去做，然后天下的忠臣义士才会乐意为他效全力而死。刘表死的时候，先主刘备在荆州，孔明想偷袭杀掉刘表的孩子，先主刘备不忍心。这月后刘璋以交好的态度迎接先主来到了蜀地，没过几个月，孔明就扼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背，夺取了他的土地。这种做法和曹操有什么区别呢!曹军和刘军军力不相当，天下人都知道。就军队而言不如曹操的多，就土地而言不如曹操的广阔，就打仗而言不如曹操的战斗力强，但是有一点可以胜过他，那就是忠诚信义。孔明放逐了刘璋，已经辜负了天下有志之士的期望，这时才开始治理军队振奋士气，成为仁义之师，向东长驱直入，再想着让天下人响应，大概也很难了。
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立为君主，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使用计谋攻破曹营。为什么呢？曹操临终的时候，召见曹丕、曹植并嘱咐他们，还以谭、尚的事情作为警告。可是曹丕和曹植最终相互残杀到如此的地步。他们兄弟之间尚且成为仇人，更何况能够得到那些天下的英雄的心呢？这时有了可乘之机，只不过需要拿出几十万钱，让那些大臣和兄弟内部都互相残杀，然后派兵讨伐曹丕，这正是汉高祖刘邦灭掉项羽的办法。孔明既不能保全信义让天下人信服，又不能施展他的才智来断绝曹氏兄弟的手足之情，他当然就屡战屡败了！所以敌人有可乘之机却不去利用，商汤、周武王做这样的事情那是施行大义，不是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就是丧失时机。这是仁人君子最担心的。
吕温认为孔明承袭桓公、灵公，不愿强迫百姓去怀念汉朝，并且想让他的思想让老百姓都知道，并且说：“曹操要是对你们有利，我就去替他做事；要是害你们，我就杀了他。”不知道蜀和魏之间，果真有那么大的过节吗？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过节，又一定不能去为魏国办事，那么天下人怎么会因为一句空话而对他肃然起敬呢？唉，这是我作为一个书生所说的话，只能说说而没什么用。
诸葛亮论：
苏轼：
《石鼓歌》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是《凤翔八观》的第一首。此诗分五段。第一段四句，点出见到石鼓文的时间和地点。第二段十八句，写所见石鼓文的情状，作者历叙辫认过程，先叙难认、难读，次叙经仔细推寻，再叙其徐部分残缺难于辨认。第三段十六句，追叙石鼓原委，认为是周宣王时器物，又叙石鼓文乃歌颂其功德而作。第四段十八句首揭秦暴政，次刺秦始皇刻石纪己功，以此为衬，说明石鼓“勋大不伐”，义不受秦污，从而赞颂其高洁，而这正是此段主旨。末四句为末段，写由于石鼓独存而引发的思考，探讨“物理”，其中最突出的是朝代兴亡的道理。此诗结构严谨，气逸笔健，波澜迭起，篇末余味不尽。运用多种比喻，状难状之物，栩栩如生。全篇几全对仗，于整饰之中求变化，开合雄阔处，浑然不觉其迹。
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初登仕途，签判凤翔（今属陕西）。作者初到风翔府，拜谒孔庙，观看石鼓及其他七处遗物景观。嘉祐八年作《凤翔八观》八首，诗序中有“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的说法。《石鼓歌》是这一组诗的第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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