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传_原文_翻译-赵尔巽
原文
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以劾魏阉死诏狱。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①，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审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明亡，清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未几，方蔼奉诏监修明史，以礼来聘，又辞之。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宗羲虽不赴征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朱彝尊②适有此议，得宗羲书示众，遂去之。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馈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馀姚、昆山。然诸人隐遁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于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尝与友人论学云：“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
解释/注释/译文
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是明朝御史黄尊素的长子。黄尊素因为弹劾太监魏忠贤死在诏狱里。明思宗即位后，黄宗羲赴京师为父亲申冤。抵达时太监魏忠贤已被分尸处死，便写了奏疏请求皇帝处死曹钦程、李实。正逢朝廷审问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和他们对簿公堂，拿出衣袖中所藏的铁锥子刺许显纯，刺得遍体流血。当时曹钦程已经牵连到魏忠贤的逆案中，李实上疏申辨原先的奏疏并非出自己手，暗地里送给黄宗羲三千两银子请求他不要出面对质，黄宗羲立即把这件事奏报朝廷，在和李实对簿公堂时又用铁锥子刺他。官司了结以后，他和受害各家的子弟到狱门前设祭台对亲人祭奠，痛哭声传到皇宫里。明思宗听到以后，叹息说：“忠臣孤子，朕的心中很可怜他们。”明朝灭亡后，清廷下诏征求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敦促他上路就任，推辞两次才得以避免。过了不久，叶方蔼奉诏监修《明史》，以礼聘请他，又被推辞。皇上说：“可以召他到北京来，朕不交给他任务，如果他要回去，当即派遣官员送他回去。”黄宗羲虽然不肯来，而史局凡有重要的问题，一定向他征求意见，请黄宗羲审订改正而后定稿。曾经说到《宋史》另外列有《道学传》，是元朝者的鄙陋所致，《明史》不应该按照《宋史》的旧例这样做。朱彝尊正好有这种主张，得到黄宗羲的书信以后拿给大家看，便删去《明史》中的《道学传》。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张献忠攻陷衡州，王夫之避居南岳，张献忠抓住他父亲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举刀遍刺肢体，被人抬去交换父亲。对方见他伤重，放了他，和父亲一起回家。明王驻扎桂林，任命他担任行人一职。当时国势危急，大臣们仍然水火不容。夫之多次弹劾王化澄，化澄想杀他。明朝灭亡，更加收敛锋芒，隐蔽行迹。回到衡阳石船山，学者称他船山先生。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有人让王夫之上劝进表，王夫之说：“亡国遗臣，剩下的只有一死罢了，现在怎么会写给此不祥之人呢!”于是逃人深山，作了祓楔赋来表明心志。吴三桂被平定，上级官员闻听此事，心中称许，嘱咐郡守赏赐王夫之粟帛。召见他，王夫之以患病推辞。当时，海内大儒，首推容城、馀姚、昆山。然而这些人通过隐居声望日盛，虽然朝廷征召都以死拒绝，可是公卿称赞，天子动容，他们的著作容易在世上流传。只有王夫之避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最终得以完发而死。
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他看到明末变故很多，所以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南明的鲁王授他为兵部司务，事情没有成功，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炎武认为自己怀有为世所用的策略，不得一展自己的志愿，因此在所到的地方就稍稍地试一下。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才在陕西的华阴住下来。他认为“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如果有志于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因此在这里定居。他曾经和友人谈论学问：读书人如果不首先说是非荣辱，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是好古多闻，就是空洞的学问。没有根基的人去讲空洞的学问，我看他每天声称从事圣人的事业，而离开圣人的言行更远了。”康熙十七年，朝廷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纂《明史》，大臣们争相举荐他，他誓死不从。
吴汝纶，字挚父，桐城人。幼时家境贫寒但是刻苦努力学习，曾经得到一枚鸡蛋不肯吃，至集市上换成松脂用来供夜读时照明。爱好文学出自天性，较早就在文学上具有显著的名声。同治四年考中进士，被任用为内阁中书。曾国藩认为他的文章奇特，将他留在幕府辅佐自己，时间久了就更加认为他的文章奇特，曾经将他与汉代的祢衡相比拟。不久，吴汝纶被调往直隶。到了李鸿章幕府。当时朝中内外大政常常由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决断，他们的奏疏多数出自吴汝纶的手笔。
吴汝纶不久补充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知州，遭遇父母去世，回家服丧。服丧期满，补任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他治理地方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不惧怕权贵势力，登记深州各村被地方豪强侵占的已经荒废的学田一千四百余亩划入书院，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三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适逢他因父母丧事离去，有财势的人勾结串通御史以损坏村学为由上奏弹劾他，官府退还了地方豪强的田地。等到他担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办学校。因此，深、冀两州文化教育事业成绩卓著，在京城周围名列前茅。他又开挖冀州、衡州六十里的水渠，将低地的积水排入滏阳河，不灌溉了良田，还便利了商旅交通。常常寻求那些贤能的读书人，礼待他们，得到十几个人。每月到书院聚会一次，商议措施，对百姓便利的事马上就办，对百姓不便的就革除，一律不依照固有的格式行事。
李鸿章向来看重吴汝纶，邀请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教学，一心主张汉语国文，认为“汉语国文，是田地间最精粹的语言文字，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优秀文化。说到实用，崇尚欧、美新学。博物、格致、机械的运用，一定要向他们那里学习，得到他们的长处才能和他们竞争。旧法完好，我还要革新它，何况它们陈旧破敝得不能再用了。”他恳切至诚地教导后辈学子，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开导他们。曾经喜欢与西方人交游，日本仰慕他文章的人，也渡海来向他求学。适逢朝廷下诏在京城开办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推荐吴汝纶加五品卿衔担任总教务，吴汝纶坚辞不就，未获批准，于是奏请赴日本考察教育。到了日本后，上自君王、宰相和教育名家，下至妇孺学子，都备着礼品迎接款待他，请求题字咏诗的人，轮番接踵而至。不久返回国内，先请假为去世的长辈扫墓，兴建创办本县小学堂。规则制度大体建立，就因病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吴汝纶做学问，从解释文字入手弄通文章意思，无论古今中外（的文章），探求其中正确的道理。从经书、子书、史书，周代、秦代的古书，一直带近代方氏、姚氏的文集，没有不广泛而小心获取，穷尽它们的原委。他著有《易说》二卷、《写定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夏小正私笺》一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以及校对勘正各种书籍，都刊印发行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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