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谏厉王弭谤_原文_翻译-佚名
原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解释/注释/译文
中国古代历史家在记述历史事件时，有尚实录、寓褒贬的优良传统。他们往往忠于历史真实，并从那些孤立甚至偶然的事件中，去挖掘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以供后代统治者借鉴。《国语》这篇文章记载了周厉王被逐的过程。召公亦作邵公。周厉王执政时，由于残暴无道，遭到人们的谴责，然而他非但不思改弦易辙，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堵塞舆论的批评。结果，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起反叛的旗帜，把他从国君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它告诉人们一条真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是说，如果统治者滥施暴政，且又堵塞言路，终将自食其果。全篇文字简洁，叙述有条有理，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召公谏厉王弭谤：
佚名：
《寡人之于国也》是《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章，是表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之一。论述了如何实行“仁政”以“王道”统一天下的问题。“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文章点睛之笔，突出了文章主旨：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这种“保民而王”的主张，实际也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体现。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一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那个国家为臣民。而一个国家人民的多少也是一个国家足稳定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因此，各个诸供为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也不例外。《寡人之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该篇上部分的第三章。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于是贤者数人其中就有孟子不远千里来到魏都大梁。二人一见面，梁惠王就想得到“以利吾国”的良策，孟子则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为对，指出专言求利的严重危害性和躬行仁义的重要意义。二人另一次会面是在禽兽嬉游的池沼边上。梁惠王得意地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以“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为对，并通过历史事实的对比，证明了贤者“偕乐”与不贤者“独乐”的不同结果：文王关爱百姓，百姓爱戴他，因而文王能享其乐；夏桀不恤百姓，百姓怨恨他，因而夏桀不能保其乐。正是在接触、交谈的过程中，孟子与梁惠王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于是有了《寡人之于国也》这篇传诵千古的政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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