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江南录》_原文_翻译-王安石
原文
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于《春秋》之义，箕子之说，徐氏录为得焉。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以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它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余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惟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解释/注释/译文
已故的散骑常侍徐铉奉（宋）太宗的命令撰写《江南录》，当写到李煜亡国的时候，他不谈君主的过错，只按历代存亡的旧例来谈论这件事。这虽然愧于实录，但在（遵守）《春秋》臣不言君过之大义上，徐氏的写法算是恰当的。
但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国君）一定有大的恶行，恶行没有比杀害忠臣更大的。国君即使无道，但如果不杀害忠臣，（那么）虽然不会得到大治，但也不至于亡国。商纣王做国君，残暴到了极点。周武王在孟津巡视军队时，诸侯都请他去讨伐纣王，武王说还不行。等到听说杀了王子比干，然后知道商纣王要灭亡了，所以一发兵就取得了胜利。季梁在随国当政的时候，随国虽然十分混乱，但楚国却不敢攻打它。虞侯因为没有采纳宫之奇的意见，晋国才有了要得到璧玉而假装借路的计策。这样说来，忠臣和国家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忠臣在则国在，忠臣被杀则国家也跟着灭亡。
我从小时起，就听说过南唐的臣子潘佑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杀，当时大宋趁机派兵前来征讨，历数南唐后主残杀忠臣的罪过。等得到潘佑上谏李后主的表章，拿来看，言辞和用意都十分正直坦率，这是忠臣的言论呀。我的诸位伯父叔父以前有很多做过南唐的官员，他们说到南朝的事情十分详细，我（从他们那儿）听到关于潘佑的死因应该是可信的。既然这样，那么李煜的灭亡，就不是平白无故的。
现在看徐铉的《江南录》中写潘佑的死，极像是胡编乱说，与我过去听说的很不相同。不止是对潘佑的死，其他被杀的人，（《江南录》认为）都是因为犯罪而被处死，为什么呢？我感到很奇怪。如果用商纣王和随国国君的旧事来衡量这件事，那么李煜作为亡国之君，一定有滥杀忠臣之事，由此我确信潘佑是无罪而被杀的，这一定是徐铉隐瞒了事实的真相。
凭什么知道它一定是这样的呢？我是根据人之常情推知的。一般说来诋毁是由嫉妒产生，嫉妒是由己不如人产生的，这是人之常情啊。我听说，潘佑和徐铉都是李煜的臣子，并且都以有文采学问被称道，十余年间在朝廷争夺名位。在李氏王朝危机之时，潘佑直言相谏，徐铉却不上一句谏言。在潘佑被杀时，徐铉又不能极力劝谏，最终使自己的国君落了个杀忠臣的罪名，遭到灭国之祸，这都是徐铉的缘故啊。徐铉害怕这个过失被人知道，又为贤能比不上潘佑而羞耻，所以隐瞒了潘佑的忠臣行为而以其他的罪名诬蔑它。从（对待）潘佑的事来看，其他被杀的人，也能够推知（其他原因）了。唉，如果真有这样的事的话，我认为徐铉不只事大大的诬蔑了忠臣，他对我们大宋君主的欺骗不也是很严重吗？
《信州兴造记》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于皇祐二年（1050年）所作的一篇散文。全文详细记述了洪灾之后信州州城重建的经过，赞美了知州张公在领导重建的过程中，不扰民，不害民的贤行。文章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炉，立意超迈，长于精辟议论。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作者在京城等候差遣时，家乡抚州遭遇水灾，知州张衡亲自指挥救灾。他一方面号召没有受灾的富户捐赠钱财，另一方面保护了囚徒没被水淹，随后成为重建中的主力，又调动军队参与救灾，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结果没有花费官府的钱，把抚州建设得比灾前更好。作者便写下这篇文章歌颂张知州对百姓的仁爱之心，赞美他临危不惧、开动脑筋的胆略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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