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妙亭记_原文_翻译-苏轼
原文
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孙莘老自广德移守吴兴。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逍遥堂之东，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富有余者，皆争出谷以佐官，所活至不可胜计。当是时，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为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是岁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览叹息，而莘老求文为记。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于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锢留之，推是意也，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是亭之作否，无足争者，而其理则不可以不辨。故具载其说，而列其名物于左云。
解释/注释/译文
记文分三段。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孔融志向宏大而立论高远，功业在后世不见流传，然而他英俊豪迈的气度，自然而然地被当时的人们崇尚效仿。他所写的论盛孝章、郗鸿豫的书信，情绪激昂，有大丈夫的风范。诸葛孔明不凭借文章立名，然而他通晓万物之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成就大事的气势，考查一个人的名望与实际是否相符的作风，都从他的言语之中表现出来了。至于《出师表》，语言简明而表意详尽，直率而不放纵，真是大学问家的言论，与《伊训》、《说命》相一致，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博取君王欢心为乐的人能够达到的。我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见到完整的。现在，我的先生张安道跟他们也差不多吧。
唉，读书人不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已经很久了。他们在言语方面并非没有功力，在政事文学方面也不是不敏捷而且广博，然而一旦面临大事，很少有人不忘记自己的秉性，甚至失去平日所坚持的信仰，这些人的气度是狭小的。张公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就有了朝中三公辅相一样的极高声望。从年轻时做官，到老了退休，不曾用言语屈从奉承过别人，用奴颜媚色阿谀过别人。即使面对皇帝，也一定要考虑再三后才发言。毁谤和赞誉改变不了他，名利得失一样坦然面对，真正是孔子所说的用道义侍奉君王的大臣。时代久远了，古之道义不复存在了，即使是仁人志士，有的人也要降低自己的品格来求得官职。只有张公凭借一往无前的气概，发表正直高尚的言论，说：“被任用就尽力去做，被舍弃就归隐藏身。”张公对上不追求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虽然声望很高却不被任用，即使被任用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对下不追求符合士大夫的心意，所以喜欢他的人少而讨厌他的人多。然而说到天下的伟人，人们就一定推张公为第一人。张公尽量展其本性，顺应天命，本其自然，凡事到非行不可的时候才去做，并不是想凭借文章显名于世。然而从庆历以来直到元丰年间的四十余年，他和皇帝议论天下大事，体现在奏章中的就有很多。有时候被采纳，有时候不被采纳，但他的议论都是从礼义出发，合乎人情，判断是非都用前人的事实作依据，他立论所言及的得失都被后人一一验证了。他的其他诗文，都清远雄丽，读文章的人能够从中想象到他的为人。相信他的确与孔融、诸葛亮有相似之处啊。
我二十岁的那年，凭借弟子的身份在成都见到张公，张公一看见我，就把我当成国中才俊对待。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先生为启发我、培养我所付出的一切太多了，然而我始终没有对张公有一点点报效，唯有找到他的文集，亲自抄写，在家中珍藏，并且作此序概括先生所著的大致情况，来等待后世的人们去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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