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杜温夫书_原文_翻译-柳宗元
原文
二十五日，宗元白：两月来，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仆以不对答引誉者。然仆诚过也。而生与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书频，吾不对答引誉，宜可自反。而来征不肯相见，亟拜亟问，其得终无辞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呆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书抵吾必日周、孔，周、孔安可当也⑥?拟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日周、孔，吾岂得无骇怪⑦?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⑧。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⑨!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10?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11。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12。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13。今生则一之14。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15。庚桑子言藿蝎、鹄卵者，吾取焉16。道连而谒于潮，其卒可化乎177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为十数文，即务往京师，急日月，犯风雨，走谒门户，以冀苟得18。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来柳，自柳将道连而谒于潮，途远而深矣，则其志果有异乎19？又状貌嶷然类丈夫，视端形直，心无歧径，其质气诚可也，独要谨充之尔20。谨充之，则非吾独能，生无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时思吾言，非固拒生者21。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22。”宗元白。
解释/注释/译文
文章第一段开宗明义，提出杜温夫三致书信，而自己迟迟不作答一事，为下文交待原因作了张本。
第二段写原因，分为两点。一是来信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无从判断其是非，故不便作答。这是客气的说法，言外之意是说，你的文字表述不够清晰晓畅（这由下文所说“用助与不当律令”一点即可推知其他），故令人读来不得要领。二是对方动辄以周公、孔子相誉，有阿谀奉承之嫌，令人既感惊讶，又怀疑对方悖谬荒诞，言语不实，说话没有分寸，因此“愈不对答”。关于前者，还只是一个学问功底和行文技巧的问题，所以可暂置不论；关于后者，则是一个学风乃至品德的问题，故不能不严肃指出并加以辨析。在作者看来，周公、孔子是千百年来为人尊崇的“圣人”，绝非一般人所可比并，更非自己这样的负罪远迁之人所可比并；然而，杜温夫竟然每封来信都将自己比作周、孔，这就很有些违背常情了。照他这种做法，至柳州见一刺史，即谓之周、孔，到连州、潮州再见禹锡、韩愈两刺史，又得两周、孔，而到了京城，比柳、连、潮三州刺史地位高、声名大者所在多有，于是又会有千百个周、孔从杜温夫笔下口中产生。这样的话，不仅周公、孔子成了司以随意奉送的廉价品，而且杜温夫的品行为人是否端正严谨也就大可怀疑了。所以，作者以“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一语收煞此段，语虽含讥讽，但更多的是一种严肃能批评。
第三段笔锋一转，回到论文。先说自己作文时不自雕斫，无所师法，“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这就是说，作文并无一定的章程可循，不宜对外在形式、藻采多所雕斫，而当以意为主，畅抒胸臆，意盛则行，意尽即止，如此自会风行水上，快意累累。这一观点，既是柳宗元的创作体会，也是其重要的古文理论，其对当时仍有相当市场的骈俪文体和浮靡文风不啻一种针砭，而对后来的古文家则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曾自称作文的情形“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便显然受到柳宗元的启发。由此再进一步，专谈对方作文“不当律令”之病。古文中“乎、欤、耶、哉、夫”均为疑问词，“矣、耳、焉也”则为肯定词，但杜温夫却将之混杂在一起，这说明他还欠缺古文的基本素养和训练，因而有必要多读前代作家的文章，认真细致地进行思考，当会获益良多。此外，还应于作文的同时充实自我的内在气质，而气质的充实“则非吾独能”，而应“亟之二邦以取法”。在这里，作者既教诲之，复劝勉之，而“自荆来柳，自柳将道连而谒于潮，途远而深矣，则其志果有异乎”数语，更于笔墨之间融入一种深深的关切之意和正面肯定，从而使文情由抑转扬。与此相伴，作者的态度也由此前的冷隽渐变而为温和，文章的格调则由此前的峭厉渐变而为平缓。行文至此，既对对方作了该作的教诲，也讲明了自己“非固拒生者”，于是，文末引孟子语作结，一笔双写，回包前文，在文意和结构上都显得十分完满。
《桐叶封弟辨》是唐朝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议论文。该文通过评论“桐叶封弟”这个故事，批评了所为“天子无戏言”的谬说，表达了柳宗元对“君权无上”的怀疑和否定。柳宗元还用桐叶封妇人和宦官的假设，影射了唐朝宦官专权的腐败政治 ，表达了革新朝政的愿望。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花费大量精力阅读古今史书，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辩其误，指其失，这篇史评就是当时所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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