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赦令_原文_翻译-吴兢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解释/注释/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大凡国家赦免宽恕的恩典，只是惠及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绝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只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用从重的处罚。这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滋生出许多奸诈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长孙皇后生了病，日渐危重。皇太子承乾对皇后请求说：“所有的医药都用遍了，现在母后的尊体仍不能痊愈，请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愈。”长孙皇后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涵养福气能延长寿命，那么我向来没做过坏事；如果做善事都没有效果，那么又去乞求什么福分呢？赦免犯人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不过是皇上有意识保留的一种外来宗教罢了。常怕做出有违事理体统的事情，现在怎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说的办。”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因为珍惜贵重的宝物而割让（分让）威权，威权比宝物更贵重；不因为爱护老百姓而削弱法律，法律比老百姓更（值得）珍爱。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后，一定怨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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