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翱文_原文_翻译-欧阳修
原文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识其性，当复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隽，亦善谕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推是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解释/注释/译文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我不幸，小时候就死了父亲。先父在绵州做军事推官的时候，我才出生。长到四岁，先父就去世了。我做孩子时，先母曾对我说：我嫁到你们欧阳家时，很穷。你父亲做官特别廉洁，又对一切事物均无嗜好，只喜欢交接宾客，从不考虑自己家中有无备酒饭的钱财。
在绵州任职三年，别人都买了许多蜀地的物产带回故乡，你父亲却不营购一件物品，而把薪俸用在接待宾客上，也就没有剩余钱财了。任满离职时，只有丝绢一匹，用它画成了《七贤图》六幅，这七位君子，是我所敬重的。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蜀地物产了。后来先父调泰州任军事判官，在任期内逝世了。
到我十多岁时，家里更穷了。每年四季设席祭祀祖宗时，就把这《七贤图》挂在墙壁上，先母必定指着它对我说：“这是我们家珍藏的惟一旧物啊！”
过了三十余年，这图画破旧了，色彩也暗淡了。这时我也算已跻身朝堂，担心这图画日子久了，会更加陈旧腐坏，于是就取出这《七贤图》，叫画工把它装裱成画轴，这样便可再保存百余年，把它作为欧阳氏的纪念品，且使子孙不忘先祖的清廉风尚，并显示我先父好客尚义的美德。同时还可作为我母亲年轻居孀，儿子年幼，却能担负起持家治业的重担，不损弃先父遗物的见证。大概自先父去世后二十年，我才科举中试。又过了二十三年，事情的经过大约是这样的，我才给它作赞并加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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