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听完零乱的话语，终于明白：当天中午，张强比往常提前个多小时单独去了建筑工地，等人们去工地时，发现他已死在鱼塘中，颈部、胸部、下阴、腿部，都有伤痕。报案后，派出所的人说是游泳淹死的，伤痕是被鱼虾咬的。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意思是：怀疑。要求我在这边喊公安局的人过去调查。我说:“根据属地管辖原则，这是不可能的。”
1987年，张强从老家来县城读高中，在统计局宿舍与我共同吃住了一个学期，后因我筹备结婚，他搬了出去。出去后，可能是我“嘴巴多”，他很少来宿舍，喊他需要草稿纸时来拿，也终归没有来拿过。偶尔在街上碰到他，多在打台球，５角钱一次，输多赢少。劝他一两句好好读书的话，先时他还走开，后来就只是笑笑，无动于衷。久而久之，看到他“无可救药”的样子，我也就熟视无睹了。不过比起他父母骂他、打他，他将磨亮的弯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或者对劝他的人回呛两句来，对我他算是够客气的了。到第四个学期，他把报名读书的钱用来打了游戏，或者赌了台球什么的，根本无心上课。他用借骗手段，在亲友处为他父母欠下一笔笔债务后，弃学回家了。
可能是难以忍受日晒雨淋的日子，时兴杀广时，张强去了广东，进了一家养鸡场。他给我来信，说后悔不听我的话，没将高中读毕业。有高中毕业证，进厂每月就要多100块，不过他会骑自行车，比其他初中生又要多100元。每过数月，他都象寨上其他外出打工的人一样，寄三五百元到我这里，让我转给他父母。在乡邮电所取钱很困难，有时三两个月都取不到。他的计划是：打几年工，挣得万把块钱，离开半坡的木房，把砖房修到山脚的马路边，然后结婚，不然一年请人挑煤都够麻烦。我也写信劝他好好干，农村人，反正在哪里都是“磨骨头养肠子”。
张强每年春节都要回家，先前那几年回来，西装革履，春风得意，大有衣锦还乡之感。但有一年回来，满脸阴沉，交谈中得知，他在一个林场砍木材，结帐时，外省的包工头，将他们半年余下的工资全数卷跑了，他气得差点吐血。说完破口大骂：“他妈的，无毒不丈夫！”第二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天，我收到他寄回的１万元钱。正在狐疑，不几日他来取钱，在我的追问下，他道出了真相：原来是花生厂老板信任他，让他带１万元去付进货款，他却将钱汇了回来，人也逃了回来。我说：“最好还人家，不能１万块钱就把那地方卖啦。”他取钱回家后，没有外出，不时拿钱上街赌一把。父母劝他不听，终归去的多来的少，半年下来已所剩无几，无奈之下又去了广东。他家那风来对穿对过的木房，依然在半山飘摇。此时，20来户人家的寨子，在外打过工的，已有10家新建了砖房。至于他的个人问题，不是人家嫌他家穷，就是他嫌人家不漂亮，终因“高不成低不就”，拖到了二十好几。
听寨上打工的人说，张强在外很少做活路了，早出晚归，多是“翻砂”（偷盗）。不时找一个地方做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作个掩护而已，寄回来的钱渐渐稀少。前年腊月我回去过春节，在寨子对面山脚，见一位姑娘腆着肚子坐在路边哭，张强站得远远的。我一问，原来是他女朋友，家在四川。张强骗她说，他家在大兴街上，有两层砖房。“那个舅子亲爷，哪晓得，还要上半坡才到他家那破房子！”姑娘越哭越伤心。我喊他劝姑娘一道走，他却说：“要死她就去死！”我说：“死？兄弟，那是两条命！”在我的劝说下，他俩慢慢上了山。刚过春节，他俩都去了广东，后来听说那姑娘引产离开了他。
张强死后，终归没能翻案。张强打工那家老板出资20000元，火化后，由张贤斌等人将骨灰送了回来。下葬那天，我觉得已没有必要回去。看着张强出生的地方，想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不觉潸然泪下。这一文章里，对人物的刻画有点淡，但对于社会生活的问题，却突现得异常强烈。或者，正是这实实在在的悲哀，终究让读者记住了主角这么一个人。然后，忽然发现，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群体。(作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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