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飞虎队：铁道游击队战果显著曾逼降日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以山东枣庄地区为中心，以铁道线为主要战场，活跃在微山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截断日军铁道运输线，从火车上夺取日军武器弹药，从日军手里夺取军用物资，与日军展开生死搏杀。
铁道游击队英勇善战，打得敌人魂飞胆丧。日军把铁道游击队称为“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虎队”，在枣庄和临城专门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从济南调来高级特工“中国通”高冈，在临城组建特务队，专门对付铁道游击队。
高冈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了解中国民情风俗。他一方面通过“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与附近的乡保长“结为兄弟”，建立情报网；另一方面指挥特务队伪装铁道游击队，夜间到群众家敲门，群众一开门，就以“私通八路”罪名抓捕。一时间，弄得群众真假难辨，给铁道游击队造成极大困难。
为战胜日军特务队，铁道游击队“擒贼先擒王”。一天夜晚，铁道游击队化装成日军士兵和搬运工，潜入临城车站，首先摸到高冈驻地，游击队员手起枪响，打死高冈的卫兵。高冈听到枪声，刚一抬头，就被游击队员开枪击中脑袋。铁道游击队击毙高冈，威慑敌胆，日军谍报网分崩离析，土崩瓦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向八路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投降。然而，临城等地日军拒绝向八路军缴械，企图乘火车逃走。当日军铁甲列车开出临城车站时，发现前面铁路已被截断；当日军铁甲列车企图退回临城时，铁道游击队已用炸药炸断了日军后退的铁路。日军进退无路，除了向铁道游击队投降，别无他法。
于是，1000多名日军不得不向昔日的对手——八路军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并将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轻重武器，交给铁道游击队。这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历史见证。
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对人民群众一贯有着特殊的情感、特别的关怀，爱民如手足。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抗日前线指挥八路军主力抗战数年至1942年5月不幸殉国期间，身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时时处处情系太行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每到一处总是心里装着群众，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兴办实事、好事。尤其是为了战胜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左权将军还以身作则，坚持抗战中积极参加和领导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生产自救活动，认真开展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扩充部队等工作。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中，至今还流传着左权烈士许多感人的爱民故事和光辉事迹。他的那些优秀品质，早为八路军官兵所津津乐道，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
“马饿死了，也不能偷老百姓的粮食”
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年秋天，田野里的柿子树火红一片，硕果累累，而前方的仗依然打得正紧。清漳河两岸到处是此起彼伏的枪声。天下着雨，八路军的队伍在大雨中不肯停歇地行进着。莜麦收割了，一捆一捆地倒在田里，还来不及收回家里，因仗打得突然且吃紧，人们纷纷向山上躲避去了。
部队来到一个小山庄，一个马夫从田里抱了一捆莜麦向他的马走去。
一代名将左权
左权见状，走出了队伍行列，踏着稀烂的泥路，跑到那位马夫跟前，拉住他说：“你是八路军呀，还是……？”
马夫小心地放下莜麦，低着头，站在那里不动。雨从头上一直流下来，两个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马夫才胆怯地开了口：“马一天一夜都没有吃草了。”
左权气得脸色发青说：“没有草，你就抱老百姓的莜麦吗？”他回转身来，用手指一下八路军队伍，一字一顿地严肃说道：“我们的人一天还没有吃饭哪！没有吃饭还得打仗，为了谁呀？就是为了老百姓。八路军的战士，为了老百姓把自己的性命都能交出去，但不能随意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就是革命纪律。马饿死了，也不能偷老百姓的粮食，你这是破坏了八路军的纪律啊！”
马夫羞愧地涨红着脸，向左权敬了个军礼，抱起那捆莜麦向麦地走去。
1940年年底，八路军总部从武乡东部山区转移到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总部警卫连住在一个仅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
一天傍晚，警卫连一个战士把尿撒在了村民兼作饮用水的水渠里。
村民邢来成记错了人，找上门来后，一把抓住正在门外散步的左权，不问青红皂白气呼呼地质问道：“在这里撒尿，全村人都在吃这渠水，难道你们就不吃？！”
此事虽然纯粹属于一场误会，冤枉好人，但左权表现得沉着冷静、大度宽容，默默承受着。他既没有生气地埋怨鲁莽冲动的老乡，也没有把怒气和怨气转嫁于战士身上，而是紧接着心平气和地检查自己，诚诚恳恳地赔礼道歉。
当晚，左权立即召开了军民大会，在会上，他布置了新砌和改建村里茅坑的工作任务，且进一步向指战员们专门对遵守群众纪律、讲究环境卫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左权带领战士们，和村里的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垒茅墙，挖茅坑，抬石灰，扫垃圾，清水沟……几天工夫下来，村里村外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这一件事，虽然属于平凡琐事，但是，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了左权体恤民情、重视民意的爱民思想和风范，从而充分折射出八路军和太行山区人民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
“水还没有找出来，我怎么好休息呢”
在坐落于山西省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纪念馆里，陈列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用过的铁镐、“圣人泉”的照片，记载着一段军民鱼水之情的故事。“圣人泉”，位于山西武乡县东70华里处水华山下的左会村，是抗日战争时期左权带领总部特务团战士挖出来的一股泉水。
1939年7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率领八路军总部机关迁至左会村东南的砖壁村。这年冬天，总部又在左会村东南边的水华山里创建了华北敌后最大的军工基地——黄崖洞兵工厂。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医院也进驻左会村。
1941年夏天，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吃掉八路军总部首脑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黄崖洞兵工厂。同时，百年不遇的大旱，也在太行山上蔓延开来，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为了保卫总部、兵工厂，指挥反“扫荡”作战，左权将军常常奔波在这一带的千山万水之间，有时还到左会村的一二九师医院看望伤病员，找医生谈话。
一天，左权将军又来到左会村，了解医药卫生情况时，发现这里的水源奇缺，十年九旱，水井干涸，溪水断流，老百姓吃不上水，卫生员给伤病员洗衣服，还得跑到20多里路远的地方。
左权将军把左会村缺水的事情记在了心上，回到八路军总部同其他首长一商量，决定由他亲自率领总部特务团一部，上水华山找水。
山上怪石嶙峋，荆棘遍地，根本无路可走。左权将军在老乡的带领下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山顶。他打开地图，把尽收眼底的山头、峭壁、深沟、大树、古庙和碑亭，一个个标在了地图上面。
他们碰到庙宇，就进去考察古碑；遇到山洞，就进去看看里面的地层，观察一下干湿，仔细探索水源迹象。
这样辛苦地一路探测找寻下来，左权将军的脸庞消瘦了，嘴唇干裂了，痔疮也疼得厉害。
警卫员劝左权首长歇一歇，他却只是微笑着说：“水还没有找出来，我怎么好休息呢。”
卫生员不高兴地提议道：“医院转移个地方不就行了？干嘛非要找出个水来不可？”
左权将军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咱们可以转移，可是这里的老百姓怎么办？”略作停顿，又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克服！”
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处断崖下，左权将军发现此处树木格外葱郁，花草也特别茂盛，拔开古藤一看，见有湿润的泥土。他端详一阵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根据树木、花草、地层和土色判断，这里确实像埋有泉水，可以挖挖看。”
一连几天，左权将军和战士们顶着烈日，不停地挖山找水。终于，一股清澈的泉水从石缝里喷涌而出。
泉水挖出来后，左权将军又带领军民抡起铁锤、铁镐等工具，叮叮当当地开山凿石，修出一条5华里长的水渠，把这泉水引至左会村，惠及村民。这一下就彻底解决了全村人几百年来的吃水难问题。
从此，这一带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左权将军是“左圣人”，称左权将军带领战士们挖出来的水为“圣人泉”。
“要注意节约，要尽量想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
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生活中，左权将军都很注意言传身教，率先垂范，给指战员树立榜样，尤其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时时处处勤俭节约方面。
左权经常抽工作余暇，亲自动手，把烂了的衣服补了又补，把透了窟窿的鞋子补了再补。他常对战士们说：“衣服和鞋子实在不能穿时也不要扔掉，还可以铺贴鞋底子，打鞋帮子，造麻头纸用哩。凡是补一补、钉一钉还能够穿的，就一定要补，要钉。”
一天傍晚，左权将军从警卫连住的一个没有院墙的窑洞前路过时，发现新战士小杨从窑里扔出了一双破布鞋子来。原来，小杨看着自己脚上穿的一双破鞋子是前窟窿后洞洞的，底子和鞋帮子也快全脱开了，就把它扔掉了。
左权看见后拾起这双被扔出的破旧鞋子，什么也没说，一声不响地把它带走了。
夜深了，左权办完公，便从针线包里拿出锥子、剪刀、麻绳和补丁，在煤油灯下细致、熟练地一针一线钉补起来。由于他在长征途中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常常给自己或帮助警卫员缝补鞋袜，熟能生巧，早练就了一手硬功夫，眼下钉补起来既快又好，仅花了一两个小时，就连同自己脚上也破了洞的鞋子一起钉补好了。所不同的是，自己的那双鞋子补丁摞补丁，既厚又重。
第二天早饭后，左权拿着这两双补好的布鞋，向警卫连的住处走去。四五个警卫员正在窑洞前有说有笑地散步，一见左权将军手里拎着鞋子走来，便一起围了过来。
左权将两双鞋子并排放在窗台下的一块捶布石头上，微笑着问战士们：“你们评一评，哪双鞋子好？”天真活泼的新战士小杨指着那双补丁少的鞋子抢着回答：“这双好。”
“好吧，”左权将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小杨说：“好的给你，坏的我穿。”说着把一双鞋子递了过去。小杨接过鞋子一看，猛然吃了一惊：这不正是昨天傍晚自己扔掉的那双鞋子吗？他的脸顿时觉得一阵阵发烧，心里像揣着调皮的小兔子一样“咚咚”乱跳了起来……他不禁“唰”地立正，向左权将军行了个礼说：“参谋长，我错了，我扔掉了可以再穿几年的鞋子……”小杨说到这里，羞愧、难过地说不下去了。
左权将军慈爱地抚摸着小杨的头，和蔼地说：“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要时刻保持红军时代的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时刻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哪怕一根线头、一块碎布，也要尽量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并且要养成习惯！”
警卫连的战士们听了，都深受教育，激动地说：“首长，我们一定记住你的话！”正脱了鞋子坐在旁边的石凳子上“叭答叭答”抽烟的老房东，耳闻目睹了左权将军钉鞋子的事后，提着旱烟袋走近左权与战士们，翘起大拇指夸赞说：“左参谋长啊，真不简单，会打仗，会生产，会写文章，还会拿针抽线，钉鞋补袜，七十二行样样通，想的、干的、为的全是俺老百姓啊！”
有一天，左权的警卫员景伯承给左权换洗褥单。他见褥单破了几个窟窿，便不敢使劲搓，只好用手轻轻地揉，洗净晾干一看，褥单简直“化”得像张网，他拿去请示左参谋长：“首长，褥单实在破得不能用了，到供给部换一床新的吧！”左权伏在办公桌上，看也没有看就答复道：“不要换，用针线缝补缝补还可以用的嘛！”警卫员说：“真不行了呀！”左权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劝说道：“哪有缝不起的布。缝一缝，好同志。”警卫员知道再说也没用，只得设法去缝补。
类似的事例很多，譬如，左权腰里扎的那根旧皮带，还是1932年在红一军团时发的。它软绵绵的像根皮条，早应该换了，可他总是说：“还可以扎一阵子的。”一天，四科管理员交给景伯承一根新皮带，景伯承高兴地对左权说：“首长，换个新的吧。”左权迟疑地把自己的旧皮带端详了一会儿，说：“还可以扎些时候的。”警卫员坚持说：“首长，你常常要到友军那里，换一根新的是必要的，还是换换吧。”左权略一思索，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新皮带，犹豫了一下，又退回警卫员的手中，摸着那根旧皮带说：“不换了，这还是红一军团时代的纪念品呢，很珍贵的。”
1940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天气十分晴朗。八路军总部通信员郭树保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来到左权的门前。隔窗一望，只见左权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他不由得停下步来。这时，左权已经听出了小郭的脚步声，高声说道：“进来。”小郭进到屋里，被桌子上的几截铅笔头给震住了。因为那些铅笔头中，有一截正是他认为已经短得不能再使用了，昨天才扔进垃圾堆里的。再仔细一看，左权的那支用子弹壳镶着的铅笔更短。小郭将电报交给左权，瞅着桌子上的几截铅笔头，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左权看在眼里。他看过电报之后，让小郭坐在身旁，语重心长地说：“小郭呀，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能发现自己的缺点，这很好，现在我们能有衣服穿，有饭菜吃，有弹药去消灭敌人，都是老百姓供给我们的。可是，老百姓还很穷很苦，一件衣服、一粒小米和一颗子弹，都是来之不易的，一截铅笔头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它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坚持更残酷的战争，我们必须时时处处注意节约。过去一支铅笔只用三分之一就不用了，这太浪费。”说着，左权拉开抽屉，取出一把子弹壳，耐心地教小郭镶起铅笔来……
“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
每当秋天满田野的庄稼、瓜果丰收的季节来临时，左权将军经常严肃地教导部属：“不允许任何人在老百姓的树下拾一个柿子，一个核桃。”在寒风刺骨、漫天飘雪的严冬日子，战斗着的八路军指战员个个鼻子冻得通红的时候，左权将军依旧同样下令：“不准任何人烧掉老百姓一把草，一根柴。”他常常情深意重地说：“现在我们还有衣裳穿，有饭吃，有弹药去消灭敌人，这是老百姓给我们发的。但是，老百姓也很穷。一件衣服、一粒小米、一颗子弹的来历都是不容易的！……”
1940年春天，在农民下种的日子里，八路军的队伍中发生了这样一件的事：一天，有个同志要赶90里路去工作。在半途，他走乏了，就请村公所派了头毛驴，骑着继续赶路，赶毛驴的老乡跟在他的后面走。骑了几里地，恰好遇见了左权副参谋长，这位同志被干涉了，并且受到责备。因为这是浪费人力，妨碍春耕的行为。这位同志只好再背起背包，用两条腿赶路了。
在左权身边工作的唐万成回忆说，1940年年底，八路军总部从武乡迁到了辽县麻田镇。其时，日本侵略军不断地进行“扫荡”“蚕食”“封锁”，又加上灾荒，根据地军民日子可真够苦的。沿着清漳河随便走到哪村哪户，揭开锅看看，很难见到几颗米星星，尽是瓜果蔬菜。部队生活也是这样，有时一天只喝两顿菜糊糊，体力受到严重削弱。“为了活下去，为了战斗”，唐万成说：“左副参谋长领着我们干，流了很多汗水，开垦出来的数百亩土地，种上了各种秋季作物；又在清漳河边用大石筑起了拦洪坝，开了几道水渠，把河水引进来。第一批开出来的地，种出的瓜菜已是绿油油了。在庆祝开辟沙滩的联欢晚会上，左副参谋长兴致勃勃地从人群中站了起来，走上台去。他用洪亮的声音说：‘日本侵略者想把我们困死在太行山上，可是八路军神通广大，把荒滩荒山荒洼洼，都变成了宝地，群众也开展了生产运动。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抗战，抗它十年八年，只要日本侵略者愿意，我们可以奉陪……’”
“同志，开玩笑也不能过分，看把儿童团员吓成什么样子了”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防止特务汉奸等坏人混进抗日根据地搞破坏活动，根据地的每个村子都组织成立了儿童团，村里的儿童团员主要职责就是，在村武委会干部的安排下， 天天轮流拿着红缨枪站岗，具体任务是查验过往行人的路条，接转送信。1940年、1941年曾有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驻扎过的山西省辽县南会村也是如此。一般老百姓的路条写法简单，比如某村的一个人要去该县的桐峪镇赶集，路条就写成 “兹有本村村民xxx前往桐峪赶集，希沿途村庄岗哨验条放行。”这样的内容和写法，老师给儿童团的孩子们讲过，他们基本都能认下来，但公家单位 和部队的路条，信写得较长，字数又多，这些孩子们就认不全了，只看有公章的就放行。
有一天，儿童团员巩谦如和李玉龙在村十字路口站岗，远远地从北往南走来了一位身穿军装的人。这两位儿童团员照例走上前去向来人索要路条。那人掏出一张盖着大印的路条。巩谦如接过路条看了看，磕磕绊绊念不通，因为很多字不认识。他便又递给李玉龙瞅一瞅，李玉龙读着读着也尽是些“拦路虎”，同样无法全认出来。于是，他俩就再仔细打量审视一番来人、再盯看半天那张路条上盖着的大印，之后将路条还给了那位八路军干部，把他放行了。可是这位八路军干部不仅不马上走掉，反而和儿童们开起了玩笑，说：“你查了我的路条，应当知道上边写着是什么人去干什么事才能放行吧？不知道是什么人就随便放行，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糊里糊涂地放行，放跑汉奸怎么办？”这下可把儿童团员们吓唬住了：认不全字，念不下来，这人又不走。急得他俩没有了办法，直想哭。正在这时，左权将军从村里出来了。巩谦如愁眉苦脸地赶紧跑到左权将军跟前，回头指了指那位非逼着他们认读完整路条的人。
左权问明了情况，看了看路条，随后，他对来人说：“同志，开玩笑也不能过分，看把两个儿童团员吓成什么样子了。来，你先教他俩认认条子上的字。”这样才及时地替两个儿童团员解了围。
来人走后，左权和蔼可亲地摸了摸他俩的头，提醒和安慰道：“那位干部做得对，万一是汉奸不就坏事了？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多识字，长本领，才能做好抗日工作啊。”
两位儿童团员急忙诚恳地点了点头，把左权将军的亲切教诲牢记在了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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