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时期的“人才荒”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在写下的这首著名诗篇时，已经被“万马齐喑”的官场压抑得透不过气。他为自己也为“天下人才”大声疾呼，但可惜的是，他所寄望的伯乐“天公”是怎么也“抖擞”不起来的。
时值道光中期，官场出现严重“人才荒”，新人是绣花枕头，旧人是饭桶。像龚自珍这样的真才只能在“主流官员群”外徘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个令人玩味的事情，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世，曹振镛都是被公认的庸才，这位曹大人没干一件“不寻常”的事。然而位居军机大臣高位长达53年。
令曹振镛名垂史册的，不是他的官职，也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的一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句名言可谓“经典庸官语录”，被之后无数尸位素餐者视为“官经要诀”。
然而，当了半辈子大官的曹振镛，什么大事也不干却恩宠有加，难道他的恩宠是白捡的吗？非也。庸官发迹，自有他的一番“道行”。除了世人皆知的“多磕头少说话”，还有一个“绝活”也是曹振镛“得道”的要领。而曹振镛的发迹，也正是靠的这个“绝活”。
曹振镛一共伺候过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在乾隆时期，他只是个不起眼的翰林院编修，在嘉庆时期，他开始受重用，到了道光时代，他大红大紫。
嘉庆为什么重用曹振镛？此间曹振镛虽然也没干大事，但在一项工作上“业绩突出”。那就是判卷的“学政”。主考科考判卷上，曹振镛特别认真，考生蛛丝马迹的错误，他都能发现，所以他判过的考卷，别人都挑不出错。
到了道光时期，曹振镛的这项本领得到空前发挥，众所周知，道光是一位“克勤克慎”的庸君，皇帝之好，正是振镛之长。
嘉庆死后道光继位。嘉庆帝临终时，托四位军机大臣拟缮遗诏，其中说高宗乾隆帝出生地为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这份遗诏拟成后，道光帝作了审阅，“未经看出错误之处”。遗诏顺利出笼，颁告天下，满汉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但是，曹振镛的“绝活”此刻再次发挥，他发现：乾隆帝出生地应是北京雍和宫，而不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奏报道光帝。道光喜怒交加，降旨，写遗诏的军机大臣退出军机处，各降四级，而曹振镛平步青云，荣任军机处领班。
因为挑出了皇爷爷（乾隆）出生地之错，曹振镛在道光皇帝任上大红大紫，固宠军机大臣之位十四年。
“校对”在一般眼里，也就是个编辑之才，非大才。而曹振镛上司道光眼里，曹振镛不仅不是大大，而且难得人才。道光求全责备，特别挑剔，但在“曹校对”那里，他实在挑不出一点错。二人你“挑”我“校”，简直绝配。
这位皇帝素以“勤政”著称，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出了个绝招：
“抽查几个，找出字面错误，下边打上来的报告就不敢糊弄领导了。”
此法果然灵验，令道光既维护了勤政认真之名，又省时省力。大臣们从此战战兢兢，上奏字斟句酌，惟恐被皇上抓到一自之错。他们把精力放在遣词造句、引经据典上，而对国是的主张见解却忽略不计了。
在官场上，道光充当的是一个“总校对”的角色。而曹振镛是“执行总校对”。这君臣二人的审阅制度，不挑真知灼见，专挑错别字，令官员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人人以“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而且国家大事也无人操心、彻底埋葬了官员的进取之心。
清朝是固化科举制的朝代。官场新人大都出自考场。科举取士是封建时期选拔官员的唯一公开形式，不能否认历朝及第者均无人才，许多历史有为人物也是科举出身，然而道光时期的科举考试，却几乎是毁人的仕途游戏。
守旧的领导喜欢求全责备。根据领导的喜好，曹振镛的判卷标准——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就给以优加。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却忽略不计。龚自珍会试曾撰《御试安边抚远疏》，其文质与王安石政改策论颇有一拼，但主持殿试的曹振镛却“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开外。
如此一来，那些读书人为了中第登科，纷纷画地为牢、造茧自缚，行文循规蹈矩，毫无个性，所以真正被选中的，往往是些“绣花枕头”。吹毛求疵的“曹振镛式科考”废掉了大批有才华的读书人，使得入仕官员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
一心当好“校对工”的曹振镛死在了“总校对”道光皇帝前面，曹振镛死后其画像被纳入紫光阁陈列显赫功臣行列。道光亲笔题词，意即“学习振镛好榜样”。
曹振镛死时正值道光中期，此时官场庸才辈出，出现严重“人才荒”，中国社会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
人言曹振镛害了道光，起到了尸位素餐的模仿带头作用，导至官场尽数庸人。岂知哪有领班主宰老板之理。只有那样的老板，才造就了那样的领班。不是曹振镛害了道光，而是道光埋葬了人才，害了群臣。
曹振镛一生不为，却荣光一身，这给当时的官员发出的是逆淘汰信号。道光赞曹“克勤克慎”，其实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别解，透出的是主宰官员命运的皇帝游戏之规。
一个国家官员，最重要的是什么？治国平天下，凭的又是什么？
道光和曹振镛，从私德来看，似乎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节俭奉公，穿带补丁的裤子上朝。但是国家的进步却不以官员的私德为衡量标准，而是要看他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选才，另一个就是制度创新力。
从制度创新力和选才来看，曹振镛和道光皇帝都是不及格的领导人。他们一不改革，二毁人才。以刻薄为能事，抓小放大，彻底把官场变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人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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