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现5000年前古遗址，颠覆了历史，中国第一个王朝不是夏朝，而是它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王朝的变更，但是说到中国第一个王朝，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是夏朝，夏朝是我国第一个世袭王朝，一般认为是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是“家天下”的开始，《尚书·禹贡》详细记载了夏朝奠基者大禹治水始末。
夏朝首都在斟鄩，安邑、阳城(今登封)等地，大约在公元前2146～前1675年存世，如果从启开始算，共十三代四百七十二年。
夏朝，和后来的其他朝代一样，也有自己的太平盛世，也有自己的衰败时代。夏朝前期，由启以降，私有制社会代替了原始社会，国家太平，生产力得到发展，而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等事件的发生。
夏朝的贡献也很多：二里头文化、干支纪年纪日法、原始文字。还有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原始法律的产生。
但是在浙江发现的5000年前古遗址，却颠覆了认知，中国第一个王朝不是夏朝，而是它。
公元1936年，考古工作人员在余杭县良渚镇(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的一处水塘里发现一批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遗存，他们隐约感到这些陶器的背后可能有着不寻常的来历。不过因当时盛行的黄河中心论与传播论，所以，该遗址被认定为龙山文化的东南分支。直到1950年后，随着更多有别于中原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这才令考古界意识到原先的分类不妥。于是专家将其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种精美玉器。其主要种类有玉琮、玉钺、玉璧、玉镯、玉牌、玉带钩以及玉鸟、玉龟、玉蝉、玉鱼等。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今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玉琮、玉璧，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被发现，考古人员在王陵级别的墓葬11座，出土了包括反山墓地M12出土的“琮王”“钺王”等在内的各类器物1200余件，其中玉器占了90%以上，实属罕见。在出土的玉器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良渚文化统一的社会信仰——“神人兽面纹”。
2007年，考古工作人员再次发掘出广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良渚古城拥有王陵、宫殿、粮仓、祭坛、作坊、河道等一系列设施，外围则有一个由11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研究发现该水利工程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古老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设计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比传说的大禹治水还早上千年。
此遗址再次证实了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
除了前述遗存外，2009年还在茅山遗址(今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小林街道上环桥村)发现广达80亩(约5.3公顷)以上的条块状水稻田，连耕牛的脚印都清晰可辨。
这些5000年前的古遗址的陆续发现，无疑证明良渚文化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史前社会，所以，在201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直接将良渚文化定义为“国家”，而非简单的石器文化。
国家的形成正是国际间公认的“文明起始标志”。所以，良渚文明考古的发现，引起了专家们广泛赞誉和惊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亦称誉，良渚古城的规模与复杂性，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文明。考古学者戴向明也说良渚文化则是以生产和控制奢侈品、组织大型工程、再结合宗教神权来构建。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发达，已成为探究早期中国文明的参照范式。
考古学者赵辉提到，从良渚文化出土的诸多精美玉器、漆器、象牙器、丝绸，还有为数众多的高级墓葬来看，可知当时的农工业有明确分工，且社会分层明显。赵辉大胆推测说良渚文化就是颇近于地域国家，而非古希腊式的城邦国家。
先秦古籍《鶡冠子》讲到了成鸠氏之国。“成鸠氏”就是天皇氏，《鶡冠子》讲到“成鸠氏”手握“王鈇”。“王鈇”就是斧钺。而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确实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玉钺。
汉代古籍《越绝书》里，楚人风胡子提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似乎在原始社会晚期经历了一个“玉器时代”，而史前考古玉器的巅峰，正是在良渚文化之中。
有人说叫“虞”，因为“虞代”在很多古文献中都有记载，比如《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等等。
虽然虞代历史在文献中有确凿的记载，但“虞代”是不是就是良渚文明，还存在争议。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良渚文明大概分为四个阶段：距今5000年以前是其发展早期;距今5000年至4700年左右，良渚文化处于中期;距今4700年之后，良渚古城兴起，良渚文明快速发展。距今4300年之后，良渚文化逐渐衰落。
有关良渚文化的消失之谜，学界主要存在气候恶化说、洪灾说、北迁说、海侵说、扩张失利说、自身矛盾说等。笔者支持气候恶化说、洪灾说与北迁说，它们三者实际上是有因果关系的同一链条。在先秦的典籍里，我们常常可见先贤对上古时期一场可怖的大洪水的叙说。从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诗经》，及至战国诸子，有关那场洪水以及由此衍生的传说一直盛传不衰，史不绝书。时间是尧舜之世，正是良渚文化在东南地区消失的时候;而且，良渚文化也的确是毁于气候恶化所引起的洪灾的。研究表明，在距今4200年前后，中国的自然环境的确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灾害。
首先是天象的异常。在距今4000年左右，发生了“九星连珠”现象，即九星地心会聚。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共发生了三次九星地心会聚。“九星连珠”现象对地球的天象影响颇大，公元前2133年的那次灾变正对应了良渚文化的消亡。
其次是小冰期的到来。在小冰期的阶段，气温和降水量的年变率较大，旱涝及其他自然灾害出现的频率都远远高于其他时期。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面临的正是一个小冰期时期。
再看良渚文化遗址的淤泥层情况。考古实际说明，在许多良渚文化层的上部都发现有一层淤泥层，如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苏吴江梅堰、上海青浦果园村等遗址，表明当时曾经发生过较大的水患。张明华先生指出，江海遗址良渚文化层面上多至三层的淤积土，客观地反映了当地前后相去不远的三次洪灾，以及从上游不同地域、三个方向携来泥浆沉淀的实物记录。
埋藏古树的分布情况也是东南地区发生过洪水的佐证。从沉积学角度看，埋藏古树对古洪水具有明确的指示意义。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埋藏古树分布很广泛，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时段集中于距今4200～4000年左右。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东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在距今4200年左右急剧恶化，这次环境恶化更直接导致了良渚文化的北迁。据研究，良渚文化地区在4.2～3.9kaB.P.间不仅温度降低，而且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涝作用。综合植物孢粉、淤泥层情况及埋藏古树的分布，东南地区在距今4000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洪水当无疑义矣!
由此联系到距今4200多年时良渚文化在东南地区的神秘“消失”，再联系到距今4200多年中原夏文化的突然崛起及其与良渚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再联系到浙江地区丰厚的大禹治水故迹，良渚文化“消失”及夏王朝建立的因果关系实已甚明。“九星连珠”与小冰期等天文现象作用下，导致气候异常，当时东南地区的长江、太湖、东苕溪等水系因此而泛滥，遂导致东南地区自然环境恶化，成为华夏族举族迁徙的直接原因。
至于海侵说，其并不具充分的证据。扩张失利说与自身矛盾说也常常是相辅相成的说法，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解释。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在晚期并没有消亡的迹象，只是其政治中心已经从余杭良渚向外转移。良渚文化始终是一种强势文化，扮演着不断向外扩张、向周边文化圈辐射的角色。良渚文化的辐射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西北及甘青，南至赣粤，莫不受其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良渚文化对中原的夏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其文化内涵作为基因直接注入了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董楚平先生的研究认为良渚先民是经由安徽进入中原的。吕琪昌先生通过史前陶器的研究厘清了良渚文化北迁中原的路线，其结论也是经由安徽逐鹿中原。目前来说，二里头文化(至少是一、二期)是夏文化是没有问题的，而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是王湾三期文化，而上蔡十里铺正是王湾类型诞生的起点，最终统一了豫东南并穿越豫中直达西北部边界地带。
笔者认为，良渚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北迁中原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夏王朝。
在商代文化中，祭祀天地的璧、琮等玉制礼器，而这些极有可能是吸收了良渚文化。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品类众多的玉器，其中被列为礼器的有璧、琮、环、圭等。出土的14件玉琮大部分为素面琮，少量为刻有以四溯为中轴对称的简化兽面纹，与良渚文化玉琮的风格相近。
《周礼·春官·大宗伯》上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种“天圆地方”观念，实际上是受到晚期良渚文化的影响，而玉礼器是周王朝玉礼器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种种证明表明良渚文明的延续性，就连世界遗产委员会都说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时期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同意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良渚文明也证明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并非有的学者说的3700年文明。
对此你怎么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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