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发生了什么？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总理怒拍桌子，连马灯都拍灭了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在闽西的永定县湖雷镇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就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6月8日，红四军又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的严氏祠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湖雷未完的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前委的要求，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把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内容归纳为14个问题，逐一进行了条分缕析，鲜明地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封信被史学界认为“是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可是，由于蒋介石调集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客观形势已经不允许红四军有太多时间争论下去了。陈毅被推到了历史最前台，担任政治部主任，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
成功破除了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之后，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基于陈毅的客观汇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两大伟人，他们俩的见面，可以追溯到1926年3月20日。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了一系列清共行动，史称“中山舰事件”。
事件发生当晚，毛泽东便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商量对策，周恩来也在场。
对于这次见面，周恩来后来于1943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中作了详细回忆：“3月20号事变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500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
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就耳闻毛泽东与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在湖南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同一年，巴黎共产党小组也在法国巴黎成立，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而周恩来也是巴黎共产党小组成员之一。
1924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代表，被选为国民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基本就在同一时间，从巴黎回国的周恩来被推荐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宣传东征；周恩来则亲自参与领导了两次东征。
在这天晚上，周恩来第一次真正体会和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才能。
第二天，周恩来把“中山舰事件”和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苏联人季山嘉，季山嘉说“不能破裂”。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表示：“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可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蒋介石一味的妥协是不可取的。毛泽东很早就看出了中国革命的最核心问题——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这次跟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双方虽然交流不多，但却惺惺相惜，渐渐开始了交往。
当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专门邀请了毛泽东去作报告；而毛泽东当时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也邀请了周恩来做过《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报告。
192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通过陈毅的汇报，进行了深刻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后，认定朱、毛不离开红军，写了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而在陈毅离沪返任前夕，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说：“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
1931 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
但在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来苏区“纠偏”，他们秉承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批评毛泽东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是错误的，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所以，当周恩来到了苏区，苏区中央局便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却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伍修权在《回忆与记念》中说：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正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
1934 年12 月18 日，周恩来抓住在黎平休整三天的时机，召开了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
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博古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
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支持和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会后，周恩来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用英文咆哮不已。
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周恩来当场就用英语和他进行辩论、争吵，“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把灯点上。”
李德没料到，向来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的周恩来发起火来这么可怕，一下子乱了阵脚，在气势下完全落在下风，很快就嗫嚅不语了。
中央红军从此开始掌握了主动，逐渐走出困境。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1935 年1 月7 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那遵义，按预定计划召开了中共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会后，周恩来高兴地对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今后就可以打更多的胜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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