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人认为中国哪项制度堪比“四大发明”
核心提示：“西方当时有人惊叹，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倪方六表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应该与中国古人发明“四大发明”一样，是重要的发明创造，影响了全球的用人观，直至目前，还有今后。
中国科考制度延续一千多年，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大而深远的，不管是利是弊，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对欧美国家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5月5日，历史学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倪方六表示，早在100年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即点破了—— 现在各国的制度，差不
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的。孙中山说的这话是有根据的，并非臆断。
5日，历史学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倪方六介绍，在14世纪，欧洲来华人士便将中国自隋唐以来实行的通过科举，即统一考试的选拔人才模式，向本国做了详细介绍和推荐。其中，英国人对此最有兴趣，“英国当时的学术界和开明官员，力主仿效中国文官取仕手段，机会均等，公开考试。1853年，英国王室任命查理·特罗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位爵士，负责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和方案草拟。后他们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就是建议学习、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的考试手段来招聘官员。”
影响了全球用人观可与四大发明媲美
据倪方六介绍，两爵士的报告被英国国会采纳。此后、法国、美国等许多欧美国家都把中国的考试制度“拿了过去”。“欧美人认为，科举比当时他们‘领导说了算’、‘世袭’等用人模式先进、公平，中国的科举优点多多，至少使官员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官员。”
“西方当时有人惊叹，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倪方六表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应该与中国古人发明“四大发明”一样，是重要的发明创造，影响了全球的用人观，直至目前，还有今后。
活学活用进行改造相比中国更加科学
“但是，如同发明了火药只知道用来做鞭炮烟花逗乐，不知用于枪炮子弹杀人一样，虽然中国人创造性地发明了科举考试模式，但这一手段后来却成为束缚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绳索。”倪方六表示，而欧美人却知道活学活用，把这一中国人发明的选拔人才方式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让中国这位发明者反过头来要学习、“取经”的考试模式。
倪方六表示，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内容在长期时间内呆板、重复、单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成为千百年来的必考科目，至今许多章节仍是高考学子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固化了人的创造性思维。而西方不同，结合当时的工业革命和民主、人权的需要，考试内容丰富而又科学，智力水平、知识结构、实用技能、心理素质，统统纳入考试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书本上死记硬背的东西。
此外，据倪方六介绍，除了笔试方式，欧美“科举”中最重要的是口试和面试制度的确立，比中国“殿试”，由皇帝一人御笔钦点手段，更为完善和科学。欧美的“科举”，即便顺利通过了，也未必就能如中国的学子（举人）一样，立即可以获得官职和荣耀，戴红花骑大马，还得实习和试用，至少半年以后才能正式上岗“当官”。而对比中国呢，“祖宗定下的规矩不能改”，一成不变，结果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成了八股文。
现在的古装电视剧里，捕快的形象好像挺正面的，好似今天的刑警一般。这些刑警穿着古人的衣服，说着现代的话，侦破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上得厅堂，下得茅房，出入各种高级或者低级场合，盘问各种各样的人，跟乡绅和官老爷平起平坐。显然，编电视剧的人其实是在说刑警，不是说捕快。古代的捕快，虽然干的是类似警察的活计，但身份地位，跟警察却大不一样。如果要有人看出有点近似的话，也是古代“警察”的遗风有那么丁点孑遗。
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地方政府的组成，除了正印官之外，偶尔有杂佐，再就是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给县官老爷站班和做仪仗队的，审案时兼做行刑手帮同吓唬人犯。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用于拿贼，破案和催租税的。第三是壮班，属于临时召集的民工，打打杂，危机状况时协助守城。显然，对于一个县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
但是，地位重要的捕快，却是贱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一个家族有人干了这个，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至少在理论上，比一般农民地位还要低。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一种不良之行，得罪人的活计，一种贱业。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正经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也称捕快为“不良人”。其实，不止中国，古希腊城邦的警察，也是奴隶来做的，公民犯了事，要由地位低贱的奴隶抓他们。每逢开公民大会，好些偷懒不肯出来开会的公民，也是由奴隶拿绳子赶他们出来。贱业由贱人来做，做这种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等于是让贱民行使公权力。所以，实际上，捕快在民众中威风极了，一点贱的影子也没有。动辄拿人、锁人，谁见了都惧他三分。老百姓都尊之为捕快老爷，捕翁，街上做买卖的，都得定期孝顺，交保护费。捕快的职位，一般是要买的，买不到的，就不要名额，心甘情愿放弃平民地位，来做帮役，求帮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钱补贴没有。很多大县，帮役和白役，动辄数以百计。但是，这样遭人羡慕的捕快，如果见了当地的乡绅，还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让在一边，躬身请安。即使一介穷秀才，如果没有县令的旨意，他们也不敢随便碰。至于县令老爷，更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随意指使不说，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来，当众扒了裤子打板子，严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责罚，也是羞辱。总之，在官府层面，没有人在意捕快的脸面。 在官面上没有脸面的捕快，做起恶事来，自然肆无忌惮。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到官，得给“宽限钱”“买放钱”，甚至原告要撤诉，两边都得给捕快“说和钱”。更恶的事儿叫“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有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藏赃之所，为窝赃户。当然，这样的攀指，开始是不会让县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收了人家的钱，还落个人情。最恶的事，是弄个无名尸体，趁深夜放在某些殷实人家的门口，谁被这样黑上，即使后来真相大白，家也肯定破了。弄不好，户主还可能进监狱丢了性命。再就是让娼妓假作良家妇女勾引过路行商，以拐带妇女名义讹诈之。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古代的“钓鱼执法”。
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捕快们就把这些农户的户主抓来衙门，关在他们平时休息的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实在看不过去了，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当然，还得给捕快们一份额外的辛苦费。捕快之害，当政者也不是不了解，清代就规定，要地方官尽可能限制衙役下乡。但是，大结构确定了贱人做恶事的格局，限制也限制不了。而贱人本身，也是制度造成的。把一些人人为地划成贱民，然后让他们做坏事，好转移老百姓怨恨的视线，其实，最后的怨恨，还是要落在统治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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