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绘画不曾离去
张郎郎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实际上，一直被人认为是搞文学的张郎郎，毕业于中央美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还担任过陈丹青的教员，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拿起画笔创作了一批作品，但这些作品目前散落各处。近期，张郎郎重拾画笔将这些作品“还原”，并将于本周日在798盛世天空美术馆举办“热情·红与黑”个展。张郎郎说，展览既是回顾过去，也是绘画再次启程的开始。
商报：本次“热情·红与黑”展览的参展作品均为印刷品，您为何用印刷品举办展览？
张郎郎：这些作品的原作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散落各处，本次展览的作品是我根据当时记忆“复原”的一批作品。
商报：本次参展作品将作为高清印刷品出现，虽然是限量印制，但打破了艺术品的惟一性。
张郎郎：其实，这种限量印刷作品的形式，我的朋友艺术家艾轩、3W小组（韦蓉、吴尔鹿、王浩）已经在做，此前艺术大师吴冠中也曾做过。我认为，虽然艺术品具有惟一性，但应该让喜爱艺术的人更好地感受艺术，同时这种做法也很流行。本次参展作品高清印刷品的数量只有15张，而且展览的作品也为高清印刷品。
商报：目前，制作艺术作品复制品很流行丝网印刷，您为何挑选高清印刷？
张郎郎：很多丝网印刷都是印在纸上，而我的作品是印在画布上，因为我希望作品有装饰效果，同时也能体现画面中的粗线条。
张郎郎：是的，我认为举办本次展览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希望观众在展览中得到乐趣。同时，我创作的作品属于新文人画，也可说是表现自己的体会。文人和画家创作出的作品不一样，对于文人画来说，创作者首先应该是文人，同时画中一定要有故事感。但画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会认为故事感是文学功能，因此我的文人画属于边缘艺术，是文学与绘画跨界后的产物。
实际上，在文学和绘画之间我很纠结，我的父亲是画画的，母亲是搞文学的，受父母的影响我总是在绘画和文学之间摇摆。画画时，很多人认为我创作的是文人画，而写作时，很多人认为我只是在靠文字打动人。其实，对于文人画来说，中国古代文人画一直是在故事中发展的，我与文人画之间的区别在于用新的绘画形式体现传统文化内涵。
商报：上世纪60年代，您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属于“小品”式的作品，现在的创作与那时有哪些区别？
张郎郎：本次展览应该算是回顾展，参展作品的创作延续了我在中央美院上学时的想法。那时的创作总想与别人不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的作品并不被认可，而且还被批判。然而，现在将那些作品还原后发现，这些作品只是艺术家个人想法的体现。
商报：您当时的创作确实带有叛逆的思想，这种创作是否也受到当时思想的影响？
张郎郎：当然，以前的创作带有年轻人的审美视角，并且创作欲望很强烈，但又不满足当时大环境中对画面的限制。举办本次展览，我想说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画中的感觉对于不同时代的观众来讲都是相同的。
商报：众所周知，您的父亲是已故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张仃，在您的创作中是否有父亲的影响？
张郎郎：有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创作作品时，父亲也创作了一批类似的作品，只不过父亲是国画，而我是西方绘画，但内涵和画面的张力是相同的。
商报：与您同时代的艺术家，似乎没有像您这样创作的，很多人仍保持着学院派的写实风格，您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大环境中，写实绘画的发展将怎样？
张郎郎：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各种艺术形式中，艺术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每个人的审美不同，这是在艺术训练中形成的。
张郎郎：虽然现在我按照过去的思路“还原”作品，手也生疏了，但在创作过程中，我重新体会到快乐。艺术对于我来说，是能够打动自己的艺术形式，同时在举办本次展览的过程中，也让我年轻了许多。
商报：您曾经是著名艺术家陈丹青的教员，对于他在中央美院时的印象是怎样的？
张郎郎：当时，艺术家陈丹青和徐冰都在中央美院学习，也都是大龄学员，都很有想法，但并不是当时最出风头的。
商报：陈丹青和徐冰毕业后到现在，作品风格迥然不同，尤其是徐冰。
张郎郎：是的，当时我很欣赏他，很低调、很用功。记得我在院刊做助理编辑时，徐冰带着创作的一些小木刻作品来找我，让我看他的作品，我认为很好，正好当时杂志上的文章需要补白，我就将他的作品放了上去，主编看到后也很欣赏，并将徐冰的名字加了上去，徐冰当时非常高兴，这可以说是他的作品首次在刊物上发表。但是，对于他现在的作品风格，我没有想到他有如此大的变化。
张郎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实际上，所有艺术家都在寻觅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我父亲在找寻多年后，最后创作出焦墨作品。我也一样，也在找寻适合我的创作方式，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但我享受找寻的过程。
（记者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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