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修刚与道家传统武术馆有什么故事？
“预备，做！”“进步，退步，转身，第一套……”即便在春节期间，袁修刚的武当山道家传统武术馆依然严格遵守着正常的作息时间：从清晨5：40开始，直到晚上20：30，每天上下午各二节课，时间从90分钟到140分钟不等。这是42岁的袁修刚，武当三丰派的第十五代传人，上武当习武的第21个年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亲历并见证了武当武术的市场化历程。
2004年，经师傅同意，袁修刚在武当山脚下筹办起自己的武馆。如同名字“武当山道家传统武馆”一样，在商业化的形式之下，袁修刚这些年来一直执着坚持“传统”二字。这不仅表现在他依然穿着传统道服，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还表现在他“尽可能传统”的教学方式。
2007年，袁修刚把武馆搬到武当山玉虚宫旁，学员的习武场地，就在玉虚宫内。武馆的课程，都是传统的武术项目，除了太乙五行拳、玄武拳、八卦掌、太乙玄门剑等代表性的拳法和器械之外，还有各种武当传统功法和气功。每天，他都会带领学员打坐，领悟武术之道；学员在习武时偷懒或者开小差，他也会像师父当年处罚自己一样象征性地打上两下；除了授课，武馆别无其他经营项目，哪怕是销售配套的武术用品或书籍、音像产品……
在袁修刚看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与经营上的商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并不矛盾。他把自己武馆的主要市场定位在养生产业，与之相对应的，开设了气功、太极、道家内丹等授课项目；而在生源上，他更是大力开发海外市场，一身道服的他用英语向外籍学生授课，已经成为玉虚宫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是记者采访峨眉武术研究会会长汪键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峨眉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有的两名传承人之一，江湖上更习惯于称他为峨眉派“掌门人”。而事实上，他的头衔还有乐山大佛文武学校校长、峨眉武术表演团负责人。45岁的汪键是乐山当地知名的“武术企业家”。
最开始创办武术培训班时，为筹措资金，汪键采用一种很“江湖”的方式，带上学生，搬上桌椅板凳，在体育馆门口现场表演招生，每个学生收50元学费，后来则更“江湖”——在峨眉山体育馆里，汪键摆下擂台，由六名自己的学生守擂，任何人只要攻擂成功，便可得到1000元的奖金。这场擂台赛，他的学生拿下了六场比赛中的五场胜利，而10元一张的门票，共卖出了三千张，与体育馆分成并扣除成本后，汪键净赚5000元，那是他从事武术产业的第一笔收益。
随着《倚天屠龙记》等具有峨眉武术背景的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流行，汪键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峨眉武术产业迎来一个发展良机，在峨眉山所属的乐山市，一级武馆的数量有十几家，机构多了，竞争随之而来。
这种商业上的竞争并非以商业的形式来体现，而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踢馆。功夫上较量，谁赢了市场就是谁的。经营培训班和武术学校的过程中，汪键曾数次遭遇他人找上门来踢馆。他说，“做武术培训，不仅要有资金，有生源，有真本事，还要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与武当派的坚持传统武术不同的是，汪键的大佛文武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开放而多样，不但开设了峨眉派传统武术、现代竞技武术、散打，甚至还有市场上热门的跆拳道、泰拳等课程。截至2012年底，汪键的武校已经有长期在校学员五六百名。在武术培训之外，依托武术学校的人才，他还与峨眉景区管委会合作，在景区剧场每晚举办一场“功夫峨眉”的演出。在武术培训之外，峨眉武术开始有了新的盈利模式。
尽管如此，对于峨眉武术而言，这样在武术和商业能够较好结合的案例并不普遍。
天下武功出少林。这句武侠片中常见的台词，同样适用于中国武术市场化的进程。
江湖上，释永信被戏称为“最离谱”、“最高调”、“最商业”的少林方丈。他做少林武僧团的巡回表演，搞功夫海选。他领衔的少林寺商业化催生出众多寄生于少林功夫上的武术学校。
2013年1月，当记者来到少林寺所在地河南登封，尽管早有心里准备，还是被数目繁多的武校震撼了。这座有着“武术之都”称号的县级市里，仅经批准成立的各类武校、武馆，数量就有六七十家。“少林”二字，成了这些武校共同的金字招牌。
对于集团化运作的少林寺，即便是直接从事武术产业的武僧们，职务再高，也不过是“技术工人”或“职业经理人”。而直接以商业主体分享这场少林武术商业盛筵的，除了出身少林的俗家弟子或还俗僧人，便是那些来自民间的武术教育、演出机构。
释永帝是最早一批走出少林寺从事武术产品的僧人之一。他是现任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师弟，曾经在少林寺担任办公室主任。1993年10月，释永帝在少林寺附近，开办了少林寺武僧文武学校。正宗的少林武僧身份，加上在学员中良好的口碑，让他的学校讯速发展成登封当地规模最大的四间武校之一，到2012年底，学员已经突破3000人。
不过，像释永帝这样离开少林自己创业的武僧毕竟是少数，庞大的少林武术市场被各种差参不齐的民间武术机构占领。
张培林的武术学校位于登封一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怀着对少林功夫的痴迷与敬仰，张培林初中毕业后瞒着家人来到登封，进入了刘宝山所创办的塔沟武术学校。
在塔沟的五年中，张培林不仅学到了功夫，还亲眼目瞩了这所由农民创办的登封第一家民间武术学校所创下的商业奇迹。他在学校的几年中，塔沟武校的学员数量几乎以每年上千人的速度增长，到他离开时，学员数量已经近万人。
从塔沟武校毕业后，张培林与朋友合作，在登封开起了自己的武校。最初几年，武校确实给他带来了不错的收益。然而21世纪前十年，登封的民间武馆武校最多时数量已达上百家，除了塔沟、鹅坡、小龙和释永帝的武僧学校四大武校外，其余各家在规模和项目上并无太大差别，行业陷入了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众多和他类似的民间武术教学机构创办人，想到的办法只是拼命抓住“少林”这根大树。张培林告诉记者，少林武僧是武术培训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虽然他们不能直接办武校，但只要想参与武术市场，马上会有武术学校聘请其做指导或是顾问，以给自己的学校贴上“少林”的金字招牌。
这场属于少林这个商业武林至尊的盛筵，似乎正浮现一种无奈的迷惘。连张培林自己都疑惑，“人人为少林而来，可真正的少林在哪里呢？”
文进军的武馆，主要以中小学生武术教育为主。面对市场，他无奈发现，现在大众对武术似乎抱着纯粹的功利化目的。中小学生学武术，更多只是为了在升学时获得加分。目的达到之后，很多本来资质不错的学生就这样白白流失。
而在各类比赛中长期担任裁判的代凌江看来，人们对武术日益功利化的认知，源于武术并没有实现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性转变。传统武术的本质是技击，通过打斗实现儒家文化中保家卫国的教义。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武术的热爱，其实是对这种武术精神和侠义之道的向往，武与侠一直密不可分。而在冷兵器消失之后，武术的这种功能已经不复存在，进而转化为体育、表演和健身。但现在武术产业上的绝大部分企业，还并没有针对武术这一社会功能的转变重新找到自己准确的市场定位。
除了定位的偏差，“现在武馆越来越难办。”采访中的每一个从业者，几乎都对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种经营上的困难，最直接地表现在成本压力上。
袁修刚给记者算了一笔成本账：2007年，他将武馆搬迁至玉虚宫旁，房租和装修的费用便超过了100万元；聘请一名教练工资大概在3000元上下，加上其他办公室和后勤员工，一年下来仅工资支出便高达50万元。
而据汪键估算，武术学校一年的教学成本在300万元左右，其他如演出、养生等相关产业的成本也基本是这一数字。
除了这些固定经营成本，企业还需要资金进行滚动扩张和发展。十几年来，汪键的武术学校经历了三次规模化扩张，而袁修刚则一直遇到有学员提出要求，想在习武的同时，了解学习一下中医、针灸、乐器、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他知道那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但受资金的限制，却一直无法实现。
成本的压力和收益的不足，直接导致优秀武术人才的流失。袁修刚有一位带了十几年的入门弟子，他非常希望这名弟子能够成为自己武术的继承人，然而就在去年，迫于生活的压力，这名弟子彻底离开武术行业。
尽管在武术教育上，商业化的武馆、武校日益取代了传统的师统传承，然而武林内部一条不变的规则却是：学生越多越好，但入门弟子数量必须严格控制，以保证师父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将自己的武学传授给徒弟，实现传统武术的传承。
对于武术是否能够通过商业化的形式来传承，江湖上本就有着诸多争议。“武术产业化产不起来，”代凌江坚持认为，竞技武术和表演武术或许可以通过商业化的机构来推广，然而传统武术若想重新繁荣，最终要依赖于武术社会功能转变的完成，在那之前，依然只能靠师徒相传的方式加以保护和传承。
而一些商业武林中人，虽然面临种种压力与挑战，对武术的商业化发展却大多持乐观态度。比如汪键就认为现在武术行业中的各种乱相，恰是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所致。“传统武术市场化的关键不在于教育，而在于武术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怎样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让这种文化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走向市场，才是武术商业化过程中真正要完成的任务。”
不过共同的是，在这些商业武林侠客们的心中，武术可以是一个产业，但绝不是一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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