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谁是掌门？“掌门”的由来简介
由一场天山武林大会引发我们的好奇心去寻求真正的“武林”。抛开附着在武术上的商业元素，“武林”其实是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界。然而，在中华民族悠长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脉络中，“武林”曾充当着重要角色。
“掌门”要会念生意经？
几日前，国家级非遗峨眉武术传承人汪键离世，人们无不痛惜。有媒体在总结汪键一生时，用峨眉“掌门人”来评价他在武术界的极大影响力和声望。
在此之前，新疆天山的武林大会搞得沸沸扬扬。峨眉派的吴信良带着自己的“美女徒弟”亮相，主办方也称之为峨眉“掌门人”。
何来如此之多的“掌门”？再加上天山武林大会中那众多的各路掌门，又有什么样的出处？
曾为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担任编剧和武术顾问的徐皓峰是国内知名的武术文化专家，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其实武术界并没有“掌门人”这一说。
“至少在民国的北方武术界里只有大师兄。大师兄不见得是师父的第一个徒弟，而是众人中最德高望重、武功造诣最高的那个。‘掌门’是武侠小说家发明的，他们的根据是中国传统大家族‘族谱’记录方式中的‘掌门掌子’。这是个用以接受政府奖励的特别荣誉称号，比如先辈立了战功，被封爵位，但家族中只能有一个继承，那就是‘掌门掌子’。”徐皓峰表示，真正在现实中出现过“掌门”概念的，是到上世纪20年代的国术馆，但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掌门”。在当时兴办的武术教育机构中，人们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分出了两大派，武当门和少林门，需要有个“教务主任”的角色来管理这些门派，于是就借用了古时封爵的“掌门”一说。所以，“掌门”不是民间武林自发的，而是源于武术学校的管理制度。
“聚在天山的这些掌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各武术学派的专家，有很深的造诣。”徐皓峰的这个说法与吴信良本人的背景和解释基本一致。据报道，吴是四川地区为数不多的武术八段，具有深厚的武术造诣。上世纪80年代，曾参加过峨眉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也是峨眉武术联合总会的秘书长。吴信良表示，“我从没用过峨眉掌门人身份，这次主办方一定要用掌门人，我还专门进行了劝阻、解释，但对方坚持这样的称谓。”
至于如武侠小说里那样的“武林大会”，其实近30年并没有出现。若要追溯，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办过两届各门派的大规模比武，有20多个省的400多名选手参加，延续的是清朝“武状元”的国考。据说，那两次比武是真打，没有护具，死伤都有出现。
其实，在今天探讨谁的武林威望高，谁可担当所谓的“掌门”，武功已不是唯一的标准。谁能将自己门派的武术推广到更大的市场中，进入到一个经济与文化相互扶持的良性状态里，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刚离世的汪键就一直被外界称做“武术企业家”。他是乐山大佛文武学校校长，还是峨眉武术表演团负责人。在他创办的四川省最大的武术训练基地里，每年都有超过800名学徒前来拜师学艺。汪键还与峨眉景区管委会合作，在景区剧场每晚做一场“功夫峨眉”的演出。
当然，把“中国功夫”的市场玩到最大的，目前还是当属少林寺。据报道，经过多年发展，少林寺名下已有五大子公司，在柏林、伦敦等地还办了40多家公司，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专门研学少林功夫的学校和团体。少林寺已经形成了以慈(公益活动)、禅(禅宗祖庭)、武(功夫、秘笈)、医(少林药局)、艺(书画、音乐、雕刻)、刊(出版发行)为集群的全产业链。
对此，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这样解释，“少林在世界范围内已家喻户晓，具备了巨大的品牌价值，如果不加以开发，而让它遭到肆意侵权、破坏，那么，1500年少林文化的无形资产将会逐渐丧失殆尽。”
明清到民国：
一个阶层的兴起与落寞
上世纪90年代末，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徐皓峰有几年赋闲在家的日子。除了看书，他便是与两个80多岁的老人为伴，一位是道教宗师胡海牙，另一位是李仲轩。李仲轩是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34岁从武林退隐后，便遵守与尚云祥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晚年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以看门为生。
高人隐于民间，也轻易不见世人。这恐怕是如今的武林的真实写照。王家卫当年筹拍《一代宗师》时，也是因为发觉“叶问”背后的世界实在是太深太大，所以用了3年时间遍访百位宗师，其中的绝大多数从不为外界所知。
然而，在历史上，武林从未“隐身”，它的发展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对历史走向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史载和传说中，光是少林武术，就有众多世人皆知的故事。当徐皓峰2011年有机会拍摄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时，他并没有着意那些武林“名人名事”，而是将视点放在了明朝。
“明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武术理论书籍。”徐皓峰说，之前，“武功”这一概念多是集中在兵家系统里，武将世家和修道人是主体。但到了明朝，官方禁止民间习武，统治者还有意地打压武将世家，比如用他们打完仗之后却不提供养老保障，有意造成这个阶层的落魄。这些不受尊重的武将就流落到民间，那些曾经保密度极高、只有高层人士才能接触到的武功才得以传播给大众。
经历了明清两代的打压，武术终于在民国迎来了春天。徐皓峰说，在清朝后期，北洋派系就已经在资助习武之人，使他们得以建立起真正的“武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革命党也在笼络武林人士，比如黄兴就是以武林人物的身份串联起各地的武术组织，为革命效命。“因此，当北洋派和革命党妥协而产生的民国政府建立时，武林人士的地位就非常高，因为无论站在哪个阵营，他们都是胜利者。”
北洋政府时期，北方武林人士还成为维护城市治安的重要力量，与当时引进的警察制度并用。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国术馆，还通令各省、市、县甚至区、村都要相应设立下属机构。
在《一代宗师》中，徐皓峰和王家卫设置了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也恰是民国武林人士的主要“职业发展”方向。章子怡饰演的宫二是武林的正脉，守着正统的武林规矩和理念。叶问则视武术为个人爱好，对武术看得很单纯。
“当时我们就不想单写一个叶问，而是要写一段历史的隐情。”据徐皓峰说，叶问有一段历史是无实据可查的，而这段空白恰是中华武士会第二代、第三代的时间段。建立于1912年的中华武士会是当时中国北方规模较大的民间武术社团。在徐皓峰看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士行会，而是中国要以此建立自己的武士道精神。“在武举制度、镖局制度消亡之下，习武人是消隐了还是演变成新的阶层，他们如何建立自己的武士道精神。从这个背景中才能去考察叶问们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论谁坐天下，民国时期的习武之人都是绝对的座上宾，按徐皓峰的话说，他们是被“明星化”的。“当时有泰拳王、西洋拳王来中国挑战，但往往不安排公开比武，而是在某个外交官家里、或是饭店、银行里进行，就是因为这些武林高手都是有身份的人，不能随意地曝光。在习武之人的眼中，那些光着膀子角斗的人都是卖艺的，是提供消费服务的，他们看不起这种身份低的人。”
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当口，因为许多习武之人的身份比较复杂，甚至有国民党军政界背景，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在武侠中寻根
时至今日，武林世界对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观产生着怎样的影响，恐怕真是一言难尽。比如张纪中，他顶着非议，硬是钻到武侠题材里不出来，这其中寄予的英雄主义情怀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再如马云，阿里巴巴的办公区全部以金庸小说命名，他也自比风清扬，期望在商场也最终修炼为“无招胜有招”的高人。
如今，但凡有“武林”的名山大川，就会有大批慕名而去的凡夫俗子，期望修得一个更洁净和纯粹的身心。
“中国人通常是通过历史来认定自我，在理清历史脉络后知道为什么会有此刻的我。”徐皓峰曾表示，在这种探究中，爱恨情仇可能很次要，时代的大悲剧也可能不重要，反而是那些老的人情世故，老的规矩，这里面才有中国人的样子。所以中国人的乌托邦不是在未来，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一个历史的瞬间，这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武林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范本。
比如拜师礼。据介绍，按照真正的江湖规矩，拜师礼上要有引荐师、徒弟的父母在场。训导师介绍了门规，师父再发给徒弟关于门规的帖子。训导师最后跟徒弟讲的一句话是：“师父从今以后是你的亲人了，以后你结婚的时候就不能让师父拿钱了。”徐皓峰说，建国后师徒制被废除，现在有逐渐恢复的趋势。
由于武术在近30年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一些“真传”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今的武术，大多数是学套路，而与实战所要求的“反应、距离感、击打”等有很大的距离。徐皓峰表示，仅从服装就可看出如今武术的表演性质。那些宽大的绸缎衣服有些像睡衣，有的男子上场前还要上妆，这种形象更接近于戏曲人物。
其实，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兴起一阵武侠热，但很快，便被各种新鲜的文化风气和社会潮流淹没。如今，由于精神上普遍的不安全感，人们开始回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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