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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图轴》南宋马远绘画作品

发布时间:2017-06-06 栏目:专题 投稿:欢喜的钢笔

南宋马远、绢本设色、纵192.5cm、横111cm。马远,字遥父,号钦山,祖籍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他生活在艺术世家,人物、山水、花鸟都很擅长,尤以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构图上一变五代、北宋以来的全景式,采用边角式形式,强调空间感,人称其为马一角。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

踏歌图》是南宋画家马远的代表作,貌似山水画,实际却是风俗画。它的上半部描绘了仙境般的境界,下半部表现南宋首都临安郊区农家“踏歌”的欢乐场景。完全不搭界的一雅一俗,很协调地统一在同一画面里。画家表现雨后天晴的京城郊外景色,同时也反映出丰收之年,农民在田埂上踏歌而行的欢乐情景。

宋宁宗赵扩把王安石的一首诗欣然抄录在画面上方:宿雨清矶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这首诗点明了画的主题,也是宋朝皇帝对太平盛世的企盼。

踏歌是民间一种不拘程式的娱乐形式,用足蹬踏而作歌之谓。据《武林旧事·元夕》载李篮员房写南宋京城临安繁华气象的诗中,有“人影渐衡益露冷,踏歌声度晓云边”句。此外,张武子诗:“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可见踏歌这一娱乐形式在平民中甚为盛行。马远绘画师李唐,故《踏歌图》中的山石用斧劈皴。当然马远发展、丰富了斧劈皴的技法而有自己的特点。此图在具体画法上,用笔苍劲而简略,大斧劈皴极其干净利索,正是院体的典型特色。树木的枝干有下偃之

势,则是马远个人的创造。这幅作品,从总体上来说,虽然不是边角之景,但在具体处理上,已经融入了边角之景的法则,所以,并不以雄伟见长,而是以清新取胜。尤其是瘦削的远峰,宛如水石盆景,灵动轻盈,绝无北宋山水画那种迫人心肺的压倒气势。

马远描写一个清静深秀的山湾里,几个老农在阳春时节带有几分醉意地欢娱歌舞。他用简括的线条,清秀的色彩,巧妙地把山环水抱的复杂景物画得远近分明,图中没有花草的陪衬,却表现出愉快的春山环境。远山奇峭,近石方硬,树木多姿,云雾掩映中显出辽远的空间和光的感觉,具有清旷秀劲的特殊风格。

“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这是《踏歌图》的题诗,是宋宁宗赵扩把王安石的诗句抄录其上。也是马远要以画来颂扬年丰人乐、政和民安的景象。此画将人物画在画面的近景处,一老者刚过小桥,右手扶杖,左手挠腮,摇身抬腿,踏歌而舞,憨态可掬。随行二老者其中一人双手拍掌,双足踏节,另一人抓住前者的腰带、躬腰扭动,舞态可人。后行人,肩扛竹棍,上挑葫芦,身前倾,腰微弯,和节而踏。四个人动态不一、却动律和谐,人乐年丰之气象

在活泼灵动的舞姿中呈现。垅道左面的两个孩子给画面添加了一股童趣,老少相宜,构成了画面人物动态与气氛的协调画的中景是高耸的巨岩,宫阙在丛树中若隐若现。具有帝皇的象征意味。作者似乎在把这样一个观念体现在画中:人乐是因为年丰,年丰是因为皇帝治理有道。但从情趣上看,近中二景并不那么协调,有勉强为之之感。这是作者试图把自己对“村野俚俗”质朴的喜爱与对皇家“高贵雅致”富丽的崇尚这两种不同的情感统于一个画面中。虽然有皇帝的题诗赋予此画的思想内容,但也不能协调起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感。卧石与秀峰主要用大斧劈皴,其中在秀峰上夹用些许长披麻皴,岩石的凝重,秀峰的峭险与水纹柔和的勾法形成强烈的对比。

此图作者马远南宋画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任南宋光宗、宁宗两朝画院待诏,极受统治者的赏识。人们通常把他与李唐、刘松年、夏圭联系在一起,称为“南宋四大家”。由他们所代表的山水画派,在美术史上称为“院体”。在“南宋四大家”中,如果说李唐是院体的开创者,那么,马远则是最具代表性的院体画家马远出生于绘画世家,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兄弟、儿子都是宫廷画家,而且都很有成就。像这样一门数代均以绘画擅长而且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不仅在宋代,就是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足以与之相媲美的,只有元代的赵孟頫一家。马远的绘画,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山水中的诗情与感人力量,着意形象的加工提炼,注重章法剪裁和经营,使得作品更加简洁完整,主题更为明确突出。其山水画一般是远山奇峭,近石方硬,远景简练,近景凝重。“其小幅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角,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予人以玩味不尽的意趣。

由于马远在构图上善于采用以局部表现整体的手法,常画山之一角、水之一涯,使画面呈露出大片空白,所以,被人称为“马一角”,被认为反映了南宋偏安的残山剩水,所谓“中原殷富百不写,良工岂是无心者;恐将长物触君怀,恰宜剩水残山也。”这种解释是

欠科学的。其实,马远边角之景是艺术上的高度提炼,完全是美学的,而不是政治学的。当北宋画家把全景山水发展到登峰造极,南宋山水画家要有所创造,就不能不在观照方式和表现方法方面另辟蹊径,由“远观其势”的全景风光转向“近观其质”的边角之景。另外,刘李马夏的“院体山水,在明代被董其昌列为“北宗”,认为其在具体画法上讲究刻画,在绘画的功能目的方面不免身为物役,所以其结果往往导致画家的损寿。董其昌明确提出,北宗“非吾曹所当学”。而作为一位文人画家,应当从“南宗”入手。所以,尽管院体山水在艺术上独具特色,但在后世却始终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尤其受到文人士大夫们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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