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曾禁止女性养公狗 禁止男女同行
从1912-1949年的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往往失序，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尾大不掉，中央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各行其政、各制其令，于是就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政策。
比如，林语堂创办的杂志《论语》在1933年6月刊载了一条新闻。话说这一年，北平市（即北京）社会局出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点子：禁止女性养公狗。该局给市政府的呈文这么说：
西人爱犬，夙成风尚，火车汽车里常常多有看见，不料北平近来一般学时髦之女子，手中亦携抱一犬以为乐，社会局恐滋流弊，特向北平市政府呈请通令查禁，文云：
近来一般上等妇女，效法陋习，与犬为伍，游行过市，不惜豢蓄狎弄，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仪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除门犬猎犬外，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
女性养狗，怎么就惹着官老爷了？
其中所称的女性与公狗“发生无耻秽闻”是凭空想象还是确有实例？公文没有说明，属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制定政策的官老爷是道德洁癖还是自己脑袋里诲淫诲盗的妄想太多了？也是属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看到这则新闻，简直忍无可忍，怒而写下《华德保粹优劣论》一文，他说道：
“中华也是诞生细针密缕人物的所在，有时真能够想得入微”，“中华则不但‘雌女’难以蓄犬，连‘雄犬’也将砍头。这影响于叭儿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应时势之需要，它必将变成‘门犬猎犬’模样。”。
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就说过一段话 ：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用它来形容北平社会局的上述政策同样贴切。官老爷看到女性在街头遛狗，他们的想象力就开始策马奔腾浮想联翩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的风气开化比北京早，但在军阀陈济棠主政下的广东，政府出台的政策对女性也是“细针密缕”。
民国时期的月份牌。
1934年7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省政府转而饬令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实施。有鉴于此令之执行，广东河督配局长郑日东起而效仿，向当局提议“禁止男女同行”。他还写了一篇骈体雄文，解释禁止男女同行的原因，他说：
“金闺丽质，恒蹀躞街头；绣阁娇姿，惯翱翔于道左。涂脂抹粉，藉作目标；露臂袒胸，姿为肉诱。以游蜂逐队，喜秀色之分餐；追蝶浪踪，迹余香之一嗅。轻薄者每上下其手，谨愿者亦驰鹜其心。邂逅中或结邪缘，熙攘内各夸艳遇。廉耻之道尽丧，奸拐之案日增。流弊所穷，伊于胡底？”
郑日东的建议也被采纳。同年8月，国民党广东当局通过一项荒唐的男女界限议案，规定：
这还没完。1935年4月，陈济棠下令禁止妇女奇装异服，并列出衣着标准如下：
（一）旗袍最长不得拖至脚踝，最短必须过膝。衣领最高不得超过二寸，最低不得低于五分。袖子最长不得超过手指，最短也要过了肘关节。旗袍开叉不得过高，最高只可过膝盖以上三寸；
（二）穿旗袍时，要穿过膝长的内裤；
（三）穿短衣者，衣长要盖过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
（四）裤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
（五）穿旗袍出户外时，不得赤足穿鞋。
陈济棠弄的这一套，有点配合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意思。既然是“新生活运动”，不得致力于推进男女平等么？但是，这些老爷们并不，他们仍然认为女人是“祸水”，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
1933年，登上《良友》封面的广东女郎杨秀琼。
鲁迅先生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气不打一处来，他说：
“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以上种种针对女性的限制性条令，虽然有警察上街去检查执行状况，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最终不了了之，因为违背社会发展潮流、违背民众意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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