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原则。依据这样的原则，我们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如果要去做是否有利于大局、大原则。周恩来在处理矛盾过程中，十分注重这一基本原则。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顽固派既要斗争，又要团结，斗争时不能一斗到底，逼得他无路可走，而必须留有余地，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斗争策略，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已运用得十分出色。
同顽固派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说话写文章也要讲究分寸。说与不说，说到什么程度，要看对象和条件。该说不说，无法成事，不该说的说了，则可能败事。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曾给《新华日报》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办报原则。
那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中共代表团及《新华日报》的工作受到严厉的监视和限制。如何在这国共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急关头坚持办 报，坚守阵地？周恩来认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新华日报》要成为“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他指出：凡是宣 传马列主义，报道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颂扬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破坏抗战的阴谋的，就坚决“有所为”。要是敌人想利 用我们报纸来为他们说话，我们就坚决抵制。有时考虑到策略上的需要，一些话需要等待时机再说，就坚决“有所不为”。
周恩来对《新华日 报》的领导非常具体，他亲自审阅报纸社论和重要新闻，并自己动手写社论、专论及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同时他又讲究策 略，注意分寸，斗争时不忘联合，揭露是为了抗战。蒋介石视《新华日报》为跟中钉，但始终找不到将它扼杀的把柄和借口。
振兴中华，建立独立、富强、统一的中国，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心愿，也一直是地球上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完成了对祖国大陆的统一。但是，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由于历史的原因，依然留在英国的手里，久已漂泊的游子，热切盼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饱受欺凌的国人多么希望再次洗刷耻辱的印记，收回香港，成为全国人民的要求。
周恩来也十分关心香港，作为中国人，从情感上，他也非常希望尽快收回香港；但作为新中国的总理，理智使他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即采取了暂不收回香港的处理矛盾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蒋为首的敌对势力对中国大陆实行了严密的经济政治封锁，妄图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人考虑到，现在收回香港，中国也管理不好，而且会使得中国更加的孤立。而如果让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中国反而可以利用其自由港的地位，把它作为对外 交流的基地，作为中国的国际通道。因此，周恩来等领导人果断做出决定：暂不收回香港。这样，通过香港，打破了美蒋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并且，在此后，香港一 直成为了中国吸取外资争取外汇的重要渠道。
暂不收回香港，并不是说放弃香港。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周恩来保持着高度的原则性。他多次代 表中国政府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关于香港地区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将在适当的时机收回香港主权。在会见英国等有关国家的外宾和香港人士时，也 多次阐明，到1997年，中国一定要恢复对香港的主权。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他更严正宣告：“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 收回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3页）
当时，国际上有人企图把香港、澳门问题复杂化，把香港和澳门问题同“殖民地”问题 混为一谈，以阻挠中国恢复主权。对此，周恩来十分气愤，进行了坚决抵制。多次严正指出，香港问题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问题，而不能与“殖民地”问题混为一谈。
1972年3月8日，周恩来亲自审阅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 委员会主席的信，信中再次申明：“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 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问题的范畴。”正是周恩来长期坚持这原则立场，联合 国也记录在案。所以，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提出与英国谈判时，没有出现大的国际纠纷，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
在坚持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周恩来又根据香港的特殊地位，制定和实行了灵活务实的处理这一矛盾的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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