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谈时装
戴名世（1653—1713）科举路上亦是一帆风顺：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二（俗称“榜眼”），不废吹灰之力，就做了授翰林院编修。
戴名世之死，应该正是死于他的才情。戴名世少时才思艳发，现实之中便是“悠悠斯世，无可与语”（戴名世《北行日记序》）。如果看不惯他人的浅陋，自个懒得开口说话，倒也罢了。但生活中的戴名世，却总是闭不了口：“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北行日记序》）。酒酣耳热以“时事”作论题，故有“以为狂妄不敬之戒”被杀于市的一幕。
说话说到“狂妄不敬”的份上，是为太过。至于杀不杀头，那都不为过。
平日里的戴大才子，是不是都说这一类，当然不是。他在《忧庵集》（第六十七）中，说的便是时装：“东南妇女之装，多效苏州，往往苏州厌而改换，而他处始行之。吾近见苏州妇女装束，多效妓家，以贵学贱，不可言也，以良学淫，尤不可言也。”
戴名世关于引领时装潮流的论述，当是苏州人的一大骄傲。至于苏州时装源于妓家，苏州人也大可不必耳热。通常意义上的“妓家”，与纯粹以皮肉为生涯的行当，还是有所区别的。“妓家”应该是一种泛指，即当日的广大娱乐圈。
时装源于娱乐圈，戴名世的这个结论还是正确的。真正的问题，是他关于时装的评论，即“以贵学贱”、“以良学淫”的武断结论。从来才子爱佳人，倘若佳人明了才子的这番心思，佳人也断断爱不起这个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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