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战俘竟是被日军这样杀害的，还有人性吗
据统计，“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人。如果算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上百个战俘收容所和留置场，关押战俘数量超过百万人。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日本管理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这样的罪恶之地，对外的名字，并非赤裸裸的战俘营、集中营，而要称之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字。
位于太原市小东门的山西机器厂内的“太原工程队”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建立的，对外称“工程队”，内称“太原俘虏收容所”，直属日军驻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部管辖。
据《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五卷第776页有文字记载：“日本侵占太原后在小东门的东北城墙角处设立了一所集中营，名曰‘工程队’。工程队直属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内设所长一人（松本大佐担任），尉级队长一人，翻译三人，其中日本籍、朝鲜籍、中国籍各一人。被俘人员按照‘天、地、人、财’等字排好，每字编1000人。日军从被俘人员中挑选一人当队长，负责管理被俘人员的生活、派工，监督被俘人员，每100被俘人员编一个班，设一名班长，由队长从这100人中指定。每班下设三个小队，各设小队长一人。被俘人员常进常出，平均保持在1400人左右。这是一所三进院，前院住日军办公人员、一小队日本兵，约50多人。中院住一队伪军，约70多人。后院设有门岗、电网，囚被俘人员。日本人和伪军很少进后院。点名时，他们戴着口罩，站在20米以外，大声喊叫……”
“太原工程队”中的战俘除被运往各地充当劳工外，还利用他们开展细菌战研究，并进行活体解剖。日军还把战俘集中营当成军队医院的血库，经常把一批批身强体壮的战俘送到第一军医院定时抽血，多人因失血过多而死。据1941年《新华日报》的揭露，“工程队”为日军开展“试胆训练”提供了大量的活体。在1956年审判关押在太原的日本战犯住冈义一交代，仅1942年7月26日与8月2日两次，就将俘虏人员340人作为日本新兵“试胆训练”的“活人靶”用刺刀刺死。7月26日，日军第1中队的新兵约50人首先开始活靶刺杀，50名俘虏被捆绑在前面10米远的地方，一声令下，日本兵跑着朝前面俘虏的胸膛刺去。这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刺杀，220名俘虏丧生。8月2日，日军又用同样的办法刺杀了120名俘虏，其中包括50名年轻的抗大女学生。
类似“太原工程队”的集中营在石家庄也有一座，先名“石门劳工教习所”，后改为“石门劳工训练所”，建立于1938年8月。“教习所”先后共关押过5万余名战俘劳工，死亡2万余人，约3万多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充当劳工。
济南集中营成立于1940年5月，初名“救国训练所”，1942年底改名“新华院”。其先后关押抗日军民和爱国人士约3.5万人，除战后国民党山东当局接收的2000余名外，被酷刑劳役折磨致死者1.5万人，被抽血致死者百余人，被注射毒药、细菌致死者约千人，被押送到东北和日本国充当劳工者万余人。折磨至死者大都埋在无影山和琵琶山的万人坑里。
始建于1943年冬的塘沽集中营，名曰“塘沽训练所”。此集中营实则战俘劳工转运站，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由此被送往日本本土做苦力。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169批，从塘沽乘船送往日本的战俘劳工就有86批，占总批次的51％。
除此之外，华北地区还有北平、洛阳两大集中营，而类似青岛劳工训练所之类的小型集中营，不计其数。
乍看这些“工程队”“教习所”“训练所”“新华院”等等的名堂，怎么也与丧尽天良的滔天罪孽联系起来，但确系如此，连篇诳语，弥天大谎。
这样的胡话谵语并未因时代的结束而终止。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翌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于是，各处被罢官，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纷纷被送到各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改造，干部学校成了干部的集中营。
据《我与“五七干校”》（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6月版）载：“我们学校教职工刚到“五七干校”的那天晚上，正好碰上批斗县委会干部李德超。当时只要有一家开批斗会，所有学员都得参加，这叫做互相支持。李德超是县委会的打字员，只因他以前对领导发过牢骚，‘文革’开始就将他列为重点批斗对象，说他有反党言论。在这天晚上的批斗会上，有人质问他如何进行反革命的问题，说他是反革命，李德超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反革命，并讲了几句过头话，于是造反派就说他顽固不化，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不给点厉害看看不行，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于是就压他的杠子。所谓的‘压杠子’是一种十分残忍的酷刑，他们将他按跪在地上，用两米来长、碗口粗的一根木头卡在两脚的脚弯筋处，木头两头由两人用力往下踩，李德超被压得惨叫，让人难以目睹，就这样，又是压杠子，又是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李德超！’‘李德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李德超往死里整，但李德超仍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批斗会上，军代表也在场坐着，但从未制止搞武斗。批斗完了，又将李德超架上‘喷气式’在‘五七干校’校园里游了一圈才结束。游李德超的校园里，各单位也把自己单位的所谓‘走资派’拉出来与李德超‘享受’同等‘待遇’，我也没有被放过，被架上‘喷气式’参加游了一圈。游完校园，造反派又命令被游人员统统跪下磕响头，有人大声数数‘一、二、三’连磕了一百二十个响头，以示对‘当权派’的惩罚。”
黄秋耘在《荒原上的狼群》一文有这样的描述：“几乎每一间‘五七干校’的附近都有几座甚至十多座枉死鬼的新坟，这些人有的是由于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被疾病折磨致死的，有的是由于在审讯过程中受到拷打和惨无人道的虐待，不堪忍受，最后死于自杀的。”
“五七干校”，多好听的名字。不过现在人们已代之以更形象的名字：“牛棚”。林彪当年说过一句颇有性情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干部去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文/介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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