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新加坡对日不合作运动
原创作者丨洛师陈巍（皇帝说史特约作者）
（日军占领新加坡）
1962年初，新加坡发现了二战中被屠杀民众的遗骸，使处理遗骸问题和向日本追讨“血债赔偿”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日本占领时期，在“检证”中被屠杀的大多是华人，被害人数大约在2-5万。在与新加坡政府协调之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下称总商会）承担了勘察、挖掘、改葬遗骸的工作。总商会向日方提出赔偿5000万马来亚元（1634万美元）的要求，但日方的内定的最高数额是500万马来亚元。
（日军在枪杀新加坡居民。新加坡此前为英国的殖民地，主要人口为华人）
（新加坡《星洲日报》关于向日索赔的报道）
日本本不想让新加坡提出的赔偿问题影响对韩国、中国、马来亚等国的赔偿问题。但是，日本先后对其它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印尼、南越、缅甸）达成赔偿或援助的协议，这些已达成的赔偿或援助协议与日方对新加坡的迁延之策形成明显的对比，因而引起了总商会的强烈不满。
1963年8月9日，总商会特别董事会议经过审慎考虑之后，决定于8月25日在政府大厦前广场召开新加坡各族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并成立各民族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称行动委员会）。
事态的发展使李光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希望日本加大在新加坡的投资，以促进新加坡的工业化，因此他并不想得罪日本；另一方面，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又是一个潜在的能够团结新加坡各民族和各团体的机会。在这样如火如荼的形势之下，李光耀考虑到若置身于此活动之外，则可能此活动会为其它势力、特别是左翼所利用，而发展成反新加坡政府、反马来西亚的运动，因此，为了掌握对此事的主导权，李光耀决定大力支持这个运动，并作出某些反日的决定，努力使日本人相信他们必须作出一些赔偿的姿态，同时动员人民行动党旗下工会参加大会，在事前还向日方解释，以图取得日方的谅解。
1963年8月25日晚7时至10时，“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在政府大厦前广场召开，来自全新加坡的数万群众汇聚在广场。总商会会长高德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行动委员会总务黄奕欢等分别上台讲话。李光耀发言时表示，如果日本拒绝对其二战期间在马来西亚联邦地区的暴行进行赔偿，它将失去马来西亚的市场。同时，他也宣布将不再对日本人增发新的签证。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联合马来亚、沙巴（北婆罗洲）、沙捞越各地人民采取共同步骤，向日本追讨血债；（二）血债不还，即发动人民实行对日本人不合作运动；（三）不达目的，即要求政府停止准许日本人入境。
8月26日，“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举行的第2天，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就称新加坡现在没有谈判地位，官房长官黑金也表示此问题应有一段时间冷却。这是日本一贯的拖延战术，因为新加坡预定要加入即将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那时就血债问题与日本谈判的将是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行动委员会有紧迫感，于是抵制日货、对日不合作、拒绝给日本人发新签证等行动迅速开展。
行动委员会于16日发表《告本邦民众书》，将对日不合作运动的14项办法付诸实施，并派黄奕欢、郭佩弦、林应标、蓝天四位分别到马来西亚各地联络。对日不合作的14项办法中主要12项如下：
(二）致函政府表示欢迎政府不发给日本人新入境措施，同时请求政府勿再延长日本人居留本邦签证期限。
(三）要求新加坡电台、电视台及丽的呼声（皇帝说史按：丽的呼声是一家英国广播电台）停止播送日本节目。
(四）呼吁电影院、戏院停止放映日本影片，人民勿看日本影片，夜总会勿聘日本歌星及表演日本歌舞。
(五）呼吁报馆、电影院、无线电台、丽的呼声、公共汽车、广告公司及业主勿接日本人广告。
(七）致函本邦各银行自9月16日起勿再开出日本方面信用证及接受日方押汇。
(八)本邦进口商应自9月16日起停止向日本或本邦日商采办日本货，9月16日以前开往日本信用票、货物限于11月16日以前由日本配出，本邦进出口商应自9月16日起勿再卖货予日本商家，9月16日以前卖予日本人之货物，限于11月16日以前由本邦配出。
(九)号召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巴生港口等地码头工友勿起卸日本货。
(十一)号召机场及码头工友勿为日机、日轮添油及其它服务。
(十二)致函各行业团体，请其通知各该会员商家勿与日本人来住及往日本旅行。
由于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16日、17日为公休日，所以对日不合作运动实际于18日后展开。
9月14日以后，新加坡的日资银行（东银、三井）及欧美资银行几乎没有开出新的信用证。日本对新加坡的出口几乎停止，但已开设信用证的还在发运。
新加坡码头工会接受总商会的请求，从9月23日至27日，拒绝为日籍船起卸（不包括外国籍船上的日本商品），港湾当局也发出了不许日籍船靠岸的指令。受此影响，有10艘日籍船中途停止装卸，提前于23日之前出航；另外，原本预定23日至27日进港的8艘船取消进港，驶靠其它港口。但是在海岸的加油、补水照常进行。
机场工人从23日起停止为日本飞机起卸货物，24日起，马来亚航空（malay airway）停止对日航（jal）飞机提供机内食品和清扫。受其影响，日航不得不讨论是否取消新加坡至曼谷的航班。（皇帝说史按：从以上措施来看，对日不合作运动几乎等于经济断交了！）
由于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北婆罗洲）于9月16日合并为马来西亚，各地区的外交权归于吉隆坡中央政府。10月2日，对日不合作运动完全停止。
（日外相大平正芳指示驻马来亚大使电）
日本自1952年恢复独立（日本在二战投降后为美军占领，实际上已经丧失主权）后，由于丧失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原料产地和市场，对东南亚贸易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吉田茂以下的历届首相对东南亚都非常重视。对于日本来说，新加坡不仅是一个超过1亿美元的市场，而且是在东南亚通商的重要基地和不可或缺的港口。如果与新加坡的贸易、海运关系显著恶化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话， 1亿美元的新加坡市场将不得不拱手让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欧各国、香港、印度），并且日籍船的业务恐怕也将由其它外籍船取而代之，并对企业的合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在对日不合作运动期间，日本政府内部已出现了不同意见。通产省于9月5召开干部会讨论对新赔偿问题。会上通产大臣福田赳夫就指出：鉴于新加坡在经济上所占的重要性，并是每年1亿美元以上的日本产品的市场，拿出1亿美元的二成（2千万美元）以尽早解决此事是有必要的。第2天，通产省就向外务省转达了意见，并促请早日解决对新赔偿问题……
最后总结一句话：“不合作”不是口号，不是内斗的理由，是团结的号角；“抵制”不能隔靴搔痒，必须让对手痒极而知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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