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宜_原文_翻译-柳宗元
原文
兴王之臣2，多起污贱3，人曰“幸也”4；亡王之臣5，多死寇盗6，人曰“祸也”7。余咸宜之8。当两汉氏之始9，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10，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11。遭时之非是以诎12，独其始之不幸13，非遭高、光而为幸也14。汉、晋之末15，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伏墙壁间以死16，无他焉，彼固劫戮困饿器也。遭时之非是以出17，独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为祸也18。彼困于昏乱，伏志气、屈身体，以下奴虏19，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20；一得适其傃21，其进晚尔22，而人犹幸之23。彼伸于昏乱24，抗志气25，肆身体26，以傲豪杰，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下27；一得适其傃，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28。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解释/注释/译文
文章一开头，作者便开门见山，以简洁典正的语言，叙述了时人对“兴王之臣”与“亡王之臣”的看法，即“兴王之臣”是幸运的，而“亡王之臣”是不幸的。随即笔锋一转，以“余咸宜之”四字表明自己的态度，既旗帜鲜明，又扣合题目。短短二十八字，不表感情，而感情自现，却绝无牢骚之词，这得力于作者措词的精严缜密。
接着，作者笔分两路，双排说去。以夹叙夹议的笔法，举出汉初和汉晋之际两个时期公侯卿相的遭遇为例子，指出“起污贱”者本来就是“公侯卿相器”，他们后来才成为“兴王之臣”，应该说是开始时的不幸，而非后来的侥幸；而“死盗寇”者本来就是“劫戮困饿器”，他们后来成为“亡王之臣”，则是开始时的侥幸，而不是后来的不幸。在这里，作者援史为证，正反结合，从而有力地强化了自己的观点，用笔简洁而又劲健有力。
最后，作者又从史实的剖析转向对现实的批判。作者认为，上述两种人的遭遇都是合情合理的，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性。可是兴王之臣怀“平难泽物”之志，“其进晚尔”，而人“犹幸之”；亡王之臣，逞“残民兴乱之技”，“其死后尔”，而人“犹祸之”。作者不禁对此颠倒是非的世风发出了“悲夫”的感怆，末尾以“余是以咸宜之”作结，与起首相呼应。在这段议论中，语句长短相间，缓促相宜，言尽而意无穷。
此文虽似论史，实则以古喻今，表达了作者对当下黑暗政治的不满。柳宗元本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政治家，他立志于“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却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而从庙堂之上被贬到荒远之地，使得他怀才不遇，有志不获骋，而那些无德无能的人却瓦釜雷鸣，尸位素餐。看到大唐王朝将会毁于这些人手中，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柳宗元不能不“感激愤悱”。
此文以“咸宜”立论，发人之所未发。整篇文章以简驭繁，捶字坚而不移，句句击中要害，行文明快透彻，精悍有力。首尾呼应，如常山之蛇，神完气足，理酣意畅，可见作者用笔之老练。
《谪龙说》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写的一篇寓言性质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以谪龙自比，用轻蔑的态度回击了腐朽势力对自己的侮辱，表现了决不与那些“非其类”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昂扬气概。文章内容神奇瑰丽，形象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但在藩镇、宦官和贵族的联合反扑下，终告失败，为时不过一百四十六天。王叔文贬官后又被处死，当时八个主要官员被贬到偏远地区担任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永贞元年（805年），作者被贬到永州，在这里度过了十个年头，直至元和十年（815年）才改任柳州刺史。《谪龙说》便是写在永州的被禁锢的十年当中，作者欲以寓言的形式述说遭到贬官后受到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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