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征暴敛：民国大军阀靠什么能够大发横财
孙中山先生宣讲三民主义，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十几年来，一帮军阀官僚，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刮，所发的横财动辄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都是存入外国银行。”
从左至右：张作霖，张宗昌以及吴佩孚
军阀大发横财，把横财存进外国银行，这些说的都对，不对的是数目字——孙中山先生过于低估了军阀们发横财的能力。比如说冯国璋吧，此人接袁世凯的班做大总统的时候，所发的横财不是几千万，而是“数万万”，即几个亿的大洋，要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至少有几百个亿！后来的大总统徐世昌，身家也是“数万万”，跟冯国璋打了个平手。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稍微逊色一些，身家“万万”，即大洋一个亿。靠贿选做上大总统的曹锟更逊色一些，私人财产大约有5000万大洋。
民国前期，大洋购买力很强，我从物价上比较过，一块大洋在上海相当于60元人民币，在广州相当于80元人民币，在北京相当于120元人民币，在东北三省则至少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东三省币制混乱，大洋奇缺，日本银行、朝鲜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在那里滥发纸币，造成纸币贬值而银元升值)。咱们就按最低标准，一块大洋只相当于60元人民币估算，5000万大洋也值整整3个亿，而这还是北洋政府历届大总统中发财最少的曹锟的身家，其他大总统身家几何可想而知。
军阀的大肆敛财让民国经济更加困难
军阀们发横财的手段说穿了毫不稀奇，无非是贪污、受贿、收礼、经商。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贩卖过鸦片，徐世昌贪污过伤亡士兵的抚恤金，北洋军阀的开山鼻祖袁世凯当大总统时曾向五国借款，把其中2000万大洋直接划给私人账户，然后转存到设在青岛的某个德国银行，曹锟、张作霖则既做贩运生意，又大开金矿。
1918年，辽宁有一家“厚发合”公司生意很火，张作霖为了赚钱，挪用100万大洋的公款强行入股该公司，要求每月分红20万大洋。分红满一年，那家公司实在撑不住了——光给张大帅一个人的分红就超过了公司利润，不得不宣告破产。1919年，张作霖又听说哈尔滨“广源盛”公司不错，想据为己有，授意他人举报“广源盛”偷税漏税，然后把经理和股东关进陆军监狱，一文不花就成了这家公司的老板。1921年，北方几个省闹旱灾，粮价疯涨，张作霖以赈灾的名义逼迫东北农民半价出售粮食，然后由他运到北京和天津出售，一转手就是三四倍的利润，平均每天的纯收入竟然高达9000块大洋。
军阀的大肆敛财让民国经济更加困难
1921年，曹锟在河北保定过六十大寿，各部总长、各军总长、国会议员、省参议员、海陆军高级军官、河北河南两省富商、梅兰芳富连成杨小楼尚小云等明星大腕，都有厚礼奉送，“所收礼物总价相当于中人之产千余户”。
因为有横财，所以有豪宅。袁世凯当总统时，除了总统府，另外在北京城里还有一套价值40万大洋的别墅。那时候北京房价低廉，花上两三千大洋就能在王府井买一套前后三进占地两亩的四合院，袁世凯这套别墅价值40万大洋，不知豪华到什么程度。曹锟做直鲁豫巡阅使时，在天津购置一所别墅，在保定又改建一所别墅，光保定那幢别墅的建筑面积就有2500平方米。张作霖更厉害，他在哈尔滨拥有700间洋房和3000间平房，在沈阳拥有10幢洋房和409间平房，在北京又拥有一座王府，在天津还拥有一所别墅。
军阀的大肆敛财让民国经济更加困难
民国前期所有军阀当中唯一跟“清廉”俩字儿沾边的，恐怕只剩皖系军阀段祺瑞了。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时，不贪污，不受贿，不收礼，也不经商，别的军阀狡兔三窟豪宅如云，而段某一生中没有置下一套房产，下野之后连个窝都没有，归隐天津得租房，归隐上海还得租房。
然而段祺瑞的清廉也经不起调查。有知情人揭露，北京钱庄“春华茂”、天津商号“春芝茂”，都是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投资开设的，只不过用的是他亲戚的名字。试想一下，段祺瑞要真是靠工资吃饭，哪儿来的钱开公司啊！
军阀掠夺来的这些财富大多也用来抢地盘和打仗。
在侵华战争中的日军，可谓是极尽无耻之能事，不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而且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军队使用毒气弹等化学武器。可是，日军并不是第一支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的军队，最早对中国军队这样做的，也是中国军队，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
1927年5月，占据山西的阎锡山改变了他与张作霖一向合作的态度，改旗帜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6月，张作霖在北京建立了安国军政府，自任安国军大元帅。9月，阎锡山誓师北伐张作霖。在战役中，傅作义担任师长的第四师作为别动队经九宫口、大河南沿拒马河穿过荒无人烟的深山，日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了达兰家营一带。10月11日，晋军化装成商旅，突入涿州城，大部队随即跟进占领了涿州，傅作义的指挥部进入城中指挥布防。张作霖的奉军初战失利，经过整顿，先后将阎锡山的军队各个击破。阎锡山各主力撤回了山西。傅作义的第四师虽然深入敌后，占据涿州，但失去了外援，孤军守城，无异于置身死地。为了夺取涿州，张作霖亲自调兵遣将，组织反攻涿州，由张学良任总指挥。张学良的卫队旅受命首先攻城，结果被傅作义指挥军队打得人仰马翻，损失惨重。张学良调集了近五万多人配合大量的炮兵部队进攻涿州，而守城的晋军不足万人。整个战役从1927年的10月开始，持续到年底，长达两个多月。
奉军先后对涿州发动了七次大规模的总攻击。在攻城战中，奉军动用了飞机轰炸、重炮轰击，甚至动用了坦克和燃烧弹，但是依然不能攻克晋军的防守。恼羞成怒的奉军竟然向城中发射毒气弹，结果这些从欧洲买来的第一世界大战的剩余品大多失效，又受到风向的影响，最终没有对守城的士兵和城中的百姓造成死伤。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涿州团团围住，打算将傅作义所部困死在城中。此时，涿州城内粮源断绝，不久存粮殆尽。城中百姓饿死者甚多，士兵们因为饥饿而食酒糟，因此病倒者甚多。城中妇孺环绕晋军司令部伏地泣告，请求罢战。傅作义不忍士兵、百姓白白惨死，因此与奉军和谈。最终，在阎锡山的授意下，傅作义与奉军经过一周的谈判于1927年12月30日通电宣告停战。
1928年1月5日，傅作义被奉军挟持到保定，随即被张学良软禁，后经友人帮助，成功逃脱软禁，避难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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