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发动竟然是谣言引起的
大事一起，谣言必进。胡林翼平太平天国后给弟弟去信道：“十年之间，四次造反。贼胜则举国庆贺，贡献不绝；贼败则士子掩袖而泣，农夫辍耒而叹。”百姓对大清失望极其，如此情形下，便有了“掩袖而泣”“辍耒而叹”的民意。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专门辟有《谣言四起》一节，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类谣言予以叙述。上穷碧落下黄泉，其史料之丰富，出乎意料。
谣言出于人心之不安。宣统以来，社会上已是谣言遍布，有预言清朝灭亡者，有渲染上层矛盾者。“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若此类民谣，仅谶语性质，未有现场感，而事件发生后的流言，便具杀伤力了。武昌起义前的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后，当夜即将予以处决，未予顺藤摸瓜。湖广总督瑞澂本不想扩大事态，且决定烧毁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录，对上榜之人不予追究，以免稍事株连，致滋扰累。但此决议无法告诉革命党人。谣言遂起，说朝廷要按有无辫子捉拿革命党人，而新军中无辫者很多。接下来又传，新军中的所有汉兵都要被捕，于是人人自危起来。谣言实则源于革命党人的某种猜测。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简化。10月10日晨，革命党人梅宝玑制造谣言说：不仅名册已被搜去，城门也已关闭，要按名捕人，此消息点燃了起义之火。
谣言造于奸人，传于盲瞽，止于智者，未必，可能就是造于智者。起义之后，电报电话线路阻断，革命党人与清廷的各种决策，皆在揣测中做出，谣言传播的空间被无限扩大。在各种谣言的刺激下，朝廷始终无法了解革命党人的实情。当时闽浙总督松寿听到一则传言：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制造军舰，并已驶抵澳门，于是松寿要求海军部派军舰到福州、厦门一带“以备不虞”。谣言可丧敌胆也。北京城内更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以讹传讹，三人成虎，谣言使人心混乱，混乱又使谣言甚嚣尘上，漫天纷飞。
革命党人散布谣言，夸大自身力量，官府也不甘落后。瑞澂即“派人分途散播谣言，谓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党不日即可消灭”。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为防止部下哗变，也捏造了“武汉于某日为官军克复，宜昌于某日亦为萨军（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收回”的传言。两种谣言博弈中，革命党人更胜一筹，起义军甚至将谣言通过报纸发布，《大汉报》半日之内竟连出六期号外，伪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毫无根据的消息。
辛亥革命，日本人称之为“口舌革命”，西方人则谓“心理革命”，实则“谣言革命”也。晚清宫廷史官恽毓鼎于日记感叹道：“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所谓“亡于上海”，实亡于上海的报馆。
上海望平街曾被称为“报馆街”，《申报》《新闻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天铎报》《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权报》《民国日报》《晶报》《立报》等数十家报馆及集中于这条长不过200米、宽不过10米的小马路上。武昌起义之后，这里每天都挤满了人，报馆除却印发号外，还在自家玻璃窗上张贴各地最新消息。具有革命党背景的报纸，俨然成了革命的领导机关。黄炎培曾回忆道：“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夜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道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新闻报》严独鹤回忆：“《申报》一得到冯国璋部队攻陷洛阳的电讯，立即在门口贴出号外，并加上很大的标题，画上鲜红的圆圈。望平街头的行人看到这张号外，顿时引起愤怒，纷纷拥进大门，向馆中人提出责问。……群众在哄闹之下，就将报馆门口的大玻璃窗打碎，借以泄愤。”这似乎应了王跃文长篇小说《梅次故事》开篇的那句话：“这年头，谁不相信谣言才是傻瓜。很多真实的故事，都是从谣言开篇。谣言总是不幸应验，这很让梅次地区的人长见识。”
然谣言是把双刃剑，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待事件结束，人心归于平静，那些制造传播谣言的报纸，其生命也就结束了，凡掩埋，总得有殉葬品，凡祭祀，总得有牺牲物。多年后，郭沫若曾回忆道：“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本事在革命运动上倒真是发挥了它的伟大的潜能。清廷实际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在辛亥年的十一二月便已经崩溃了。”1929年，胡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分析谣言产生的背景：“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必然结果。”
人们普遍倾向于寻求能够确认自己现有信念与态度的信息，而忽视甚至歪曲与之相左的信息。当时国人普遍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心情，使之更易于接受对革命党人有利的传言，这便是有些谣言虽离谱，也能被民众接受的原因。当时有报载：“督署火起后，瑞澂出走，革军都统黎元洪曾遇之，瑞欲自匿，黎忽举枪问曰：公欲成名乎？（谓殉城而死）欲全命乎？瑞闻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竟笑而纵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辈事，瑞乃狼狈遁去。”此乃小说家言，与无稽戏文无异，却也为人津津乐道。
谣言不同于谎言。社会运动有时无须真相，一句谣言引发的骚动，竟能改变历史。听的人当真，说的人也当真，谁还在意此流氓战术的不合理性，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辛亥时代谣言四起，大江南北遍皆此传。从谣言中，也可看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此即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民心，得此等民心，革命岂有不成功之由，帝制岂有不推翻之理。登高揭竿，天下响应，振臂一呼，万民回响，起义若不在武昌，必在其他城市。如此，革命不胜，天理难容，大清不亡，天诛地灭。
辛亥之际，行政、军队仍在朝廷掌中，何以面对谣言，束手无策？就因人心变了。人们已不再相信政府的任何承诺，甚至逆向思维，往反里想。梁启超曾言：“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直可为痛快也。”而政府在长期垄断意识形态、垄断舆论话语的生态顺境下，在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各类谣言面前，根本不知如何应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口不也民心？
文/介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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