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论_原文_翻译-荀子
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解释/注释/译文
大自然运行变化有一定的常规，不会因为尧统治天下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统治天下就消亡。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末天不可能使人贫穷；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农业生产荒废而又开支浪费，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富裕；生活资料不足而又不勤于生产活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健康；违背事物规律而胡乱行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得到好结果。所以水旱灾害没有到来就发生饥荒，严寒酷暑没有迫近就发生疫病，自然界反常现象没有出现就发生祸害。遇到的天时和太平时期相同，可是遭到的灾祸却与太平时期大不相同，这不能埋怨天，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说，明辨了自然界的规律和人应采取的行动，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
社会的太平和动乱，是天决定的吗？回答说：日月星等天体运行和历法现象，这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这样的自然条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太平和动乱不是天决定的。是时节变化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夏都生长茂盛起来，在秋冬则收获储藏起来，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把国家治理好了，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时节变化决定的。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土地便生长，离开土地就死去，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使国家大治，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土地决定的。
流星坠落，树木爆裂作响，国都里的人都惊恐。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答道：没有什么。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日蚀月蚀发生，刮风下雨不合时节，怪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的。君主英明、政局安定，就是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也没有危害。君主昏庸、政治暴虐，即使这些观象一样也不出现，也没有好处。所以说，流星坠落，树木作响，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认为它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
举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这是为什么？答道：没有什么，就如同不举行求雨的祭祀也下雨一样。出现日蚀月蚀就敲击锣鼓去抢救，天旱就举行求雨的祭祀，先占卜然后才决定大事，不是用它来作为得到所祈求的东西的手段，只不过用它为政事作装饰。所以君子把它看作是一种文饰，可是普通百姓却把它看作神灵存在的具体表现了。认为是一种装饰手段就会有好处，认为有神灵就有害处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显明的；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显明的；在万物中，没有什么比珠玉更显明的；在人类所具有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显明的。所以说，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悬空中，它的光辉就不会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起来，它们的光辉和润泽就不会广大；珠玉的光采如果不显现在外面，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们当成宝贝；礼义如果不用在国家的治理上，执政者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赫。所以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国家的命脉决定于礼制。统冶别人的人，推崇礼制而又尊重贤人，就可以在天下称王；重视法治而又爱护人民，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如果贪图私利、多用欺诈，就很危险；如果使用权术、颠覆、阴险等手段，那就彻底灭亡了。
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适应天时而役使它呢？与其依顺万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有所变化呢？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能供自己使用的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掉它呢？与其希望于万物能自然生长出来，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的生长规律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也就不能去利用它了。
《训俭示康》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写的散文作品，为司马光写给其子司马康，教导他应该崇尚节俭的一篇家训。
文章先写司马光自己年轻时不喜华靡，注重节俭，现身说法，语语真切。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奢侈靡费，讲究排场，与宋初大不相同，复举李文靖、鲁宗道、张文节三人的节俭言行加以赞扬，指出大贤的节俭有其深谋远虑，而非侈靡的庸人所能及。进而引用春秋时御孙的话，从理论上说明“俭”和“侈”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使文章更深入一层。最后连举六名古人和本朝人的事例，又以正反两面事实为据进行对比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末尾以“训词”作结，点明题旨。全文说理透辟，有理有据，旨深意远，反复运用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社会风俗习惯日益变得奢侈腐化，人们竞相讲排场、比阔气，奢侈之风盛行——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脚上也穿着丝鞋，许多人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这种习气上的破败，让熟悉历史的司马光感到深深的焦虑，他深知那种社会风气对年轻人的思想腐蚀作用很大。为使子孙后代避免蒙受那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侵蚀，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家训，以教育儿子及后代继承发扬俭朴家风，永不奢侈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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