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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战守策_原文_翻译-苏轼

发布时间:2011-02-05 栏目:专题 投稿:壮观的蜜蜂

原文

夫当今生民2之患3,果4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5知兵6之不可去7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8,致民9田猎10以讲武11,教之以进退坐作12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13杀伐之际而不慑14。是以虽有盗贼之变15,而民不至于惊溃16。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17,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18甲19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20,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21,卒22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23,不战而走。开元、天宝24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25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26勇气,销耗钝眊27,痿蹶28而不复振。是以区区29之禄山30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31,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32矣。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33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34。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35,而穷冬36暴露37,其筋骸38之所冲犯39,肌肤之所浸渍40,轻霜露而狎41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42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43,雨则御盖44。凡所以虑患45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46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47。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48;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49。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50,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51者,岁以百万计52。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53,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54,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55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56,教以行阵57之节58;役民之司盗者59,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60,如古都试61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62。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63,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64。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65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66百姓而邀其上67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68。利害之际69,岂不亦甚明欤?

解释/注释/译文

这篇政论文,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时代弊病,充分论述了教民习武的好处,产生出“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的强烈效果。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稼说送张琥》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杂说。此文是作者写给好友的,也是一篇赠序。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此文以“稼”作喻,使人于形象的事物中感受到抽象的事理,生动形象,说理明晰透彻,又暗含作者的亲身之感,劝勉他人,感叹自己,至诚动人。
这篇杂说作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末或十年初,作者苏辙正在京都任职,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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