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战守策_原文_翻译-苏轼
原文
夫当今生民2之患3，果4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5知兵6之不可去7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8，致民9田猎10以讲武11，教之以进退坐作12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13杀伐之际而不慑14。是以虽有盗贼之变15，而民不至于惊溃16。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17，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18甲19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20，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21，卒22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23，不战而走。开元、天宝24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25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26勇气，销耗钝眊27，痿蹶28而不复振。是以区区29之禄山30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31，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32矣。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33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34。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35，而穷冬36暴露37，其筋骸38之所冲犯39，肌肤之所浸渍40，轻霜露而狎41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42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43，雨则御盖44。凡所以虑患45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46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47。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48；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49。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50，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51者，岁以百万计52。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53，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54，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55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56，教以行阵57之节58；役民之司盗者59，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60，如古都试61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62。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63，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64。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65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66百姓而邀其上67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68。利害之际69，岂不亦甚明欤？
解释/注释/译文
这篇政论文，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时代弊病，充分论述了教民习武的好处，产生出“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的强烈效果。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稼说送张琥》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杂说。此文是作者写给好友的，也是一篇赠序。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此文以“稼”作喻，使人于形象的事物中感受到抽象的事理，生动形象，说理明晰透彻，又暗含作者的亲身之感，劝勉他人，感叹自己，至诚动人。
这篇杂说作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末或十年初，作者苏辙正在京都任职，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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