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_原文_翻译-司马迁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解释/注释/译文
太史公自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交待得清清楚楚。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各篇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如果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解答。这实际上是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同《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都是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代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一百三十篇，合起来说，是总的一篇。这部史书的末尾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作者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间载有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经极盛，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可以说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它的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令后世的学者赞叹不已。
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报任安书》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说明因为《史记》未完，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相比“死节”之士，体现出一种进步的生死观。行文大量运用典故，用排比的句式一气呵成，对偶、引用、夸张的修辞手法穿插其中，气势宏伟。这篇文章对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4]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任安终于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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