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论_原文_翻译-苏轼
原文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解释/注释/译文
从前夫子的文章，不是刻意要著书立说，因此不曾想树立观点。他所说的，都恰到好处，这样，他才成为圣人。
夫子的学说，可以照着去做，却不能完全懂得；可以述说，却无法与之论辩。这是因为他不想树立那种浅薄的观点，引起是是非非的争论，他的学说也因此才不被废弃，给天下后世制定了仁义礼乐的规范。夫子去世后，诸子百家都想著书立说而流传于后世，他们的心思全用在了文章形式上，唯恐自身被湮没而不为后人了解，因此都喜欢树立观点。观点确立了，争论就产生了。从孟子之后，到荀卿、杨雄，都致力于相互攻讦，其他不值一提的人还有很多，这些人相互驳难，争论不休。
唉，夫子的学说，不幸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各持一家之说，从外面攻击，天下人正陷入困惑无所适从的时候，无奈他的弟子们又在内部相互攻击不休。千年之后，学习的人越多，夫子的学说变得越发晦涩不明，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
从前的三子之争，是由孟子引起的。孟子说：“人性善。”因此荀子说：“人性恶。”而杨子又说：“人的本性，善恶兼具。”孟子既然说人性是善的了，所以荀子就不得不说人性是恶的。人的本性非善即恶，孟荀二人已持有这两种观点，杨子就不得不说人性是善恶兼具的。立论不求精辟深刻，却只求标新立异，那么争论不休的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况且夫子未曾提起过人性，也许提起过，却没有明确的结论。孟子提出的人性善的观点，其实都出自他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子思的著作，记载的都是圣人简要深刻的言论，孟子得到它却不善于运用它，能谈论老师的学说，却不知道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阐述。天下如此之大，非得说所有人的本性都一定是善的，明明白白地把自己变成靶子，让天下从此经过的人，都想拿起弓箭射击他。所以，荀子和杨子提出标新立异的言论，其实都是孟子的过错。
至于子思的言论却不是这样。他说：“圣人的学说，愚钝的男女也可以了解，等到深奥的地方，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完全领会之处；浅陋无知的男女也能践行，可那最高的境界，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圣人的学说，从普通人都能践行开始，而它的极致之处，圣人也有不能领会的。从普通人能践行开始，所以天下没有不能学习的。极致之处圣人也不能完全领会，因此学习的人便没有穷尽它的时候。这就像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表现，但仁爱不仅仅是恻隐之心。懂得廉耻是道义的表现，可道义并不停留在懂得廉耻上。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吗！但子思说的是圣人之道天下人都能践行，孟子说的是天下人都能践行圣人之道。这似乎没什么两样。但子思说的是圣人之道，而孟子论的是天下之人。由此看来，后世那些人提出奇谈怪论，都是因为孟子。子思的学说，世人都认同而没有谁非议它。这样，然后知道子思才真正善于立论。
做天下大事业的人，是具备天下崇高节操的人；树立了天下崇高节操的人，是把天下看得十分狭小的人。凭借着广大的天下却不足以打动他的心，那么，天下的崇高节操就有不够他树立的，天下的大事业也有不够他做的了。
现今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都知道廉洁、忠义、守信是美好的，如果他们果真廉洁、忠义、守信，那么他们的思虑、智慧未必赶不上王公大人们的所能。只是由于他们争夺的不过是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而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足以打动他们的心，那么他们的思虑、智慧，不超出这个就是应该的了。一竹筐饭、一盘肉汤，倘若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就不去获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冒犯他了。一乡的人没有谁敢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冒犯他，却不能办好一乡事情的人，从来没有过。依照这个推论，他不拿取的东西越大，那么他能办的事情也就越大了。把天下让出去跟把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让出去，没有什么不一样；治理天下跟治理一乡，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仍不能做到，是因为有蒙蔽他们的东西。天下的财富，是由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聚集起来的；天下这么广大，是由一个乡推演而来的。倘若不是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就不能贩运价值千金的资财。那些出售货物的男女小商人，得到一金都不知道怎么放置，不是他们的智商不如富贵家子弟，而是由于他们处的地位十分卑下。
孟子说：“伊尹在有莘国的郊外耕作，倘若不合乎道，又不合乎义，就是拿整个天下作为他的俸禄，他也不接受。”天下都不能打动他的心，所以他的品德完美了；凭借他完美的品德来执掌天下，所以面临大事而不惑乱。古时候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超出世人的品行，并不是贪求想跟一般人不同罢了。卿相这样的高官显位，价值千金的财富，也有所不顾，要用这个来使自己的心胸宽广，使得困窘、得志、利益、祸害都不能成为他心中的芥蒂，来完善他的道德，想要有所作为罢了。后代有道德的人，大概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但得与失在他心中扰乱，荣与辱在他身外纠缠，所以辛辛苦苦地直到老死也无暇顾及自己的志向，也够可悲的了！
孔子为《书经》作序说到虞舜、夏禹、皋陶相互推让天下的时候，未尝不长长地叹息。朝廷多么尊贵，可他们却像普通人那样将它推来让去，孔子看中了他们的哪一点呢？孔子看中了他们对富贵不急切地追求，有用来使天下人的心完全折服的功效罢了。
太甲被废黜，天下未尝有过这种做法，而伊尹开始推行它，天下的人不以为骇怪；以臣下的身份放逐国君，天下的人不以为僭越；已经放逐又重新扶立，太甲不认为是独断专行。为什么呢？因为伊尹平常不屑一顾的东西，足够用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伊尹看待天下，感到十分渺小，不足以打动他的心，难道忍心用废黜放逐他的国君来求得好处吗？
后代有道德的人，遵循常规，习惯旧例，惴惴不安，害怕不被天下的人宽赦，一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的人就群起嘲讽他，不知道探求他平素的行为，却认为古今是有变化的，现今就是有不能去做的事，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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