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高闲上人序_原文_翻译-韩愈
原文
苟可以寓其巧智2，使机应于心3，不挫于气4，则神完而守固5，虽外物6至，不胶于心7。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8治射，庖丁9治牛，师旷10治音声，扁鹊11治病，僚12之于丸，秋之于奕13，伯伦14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15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16，不哜其胾17者也。往时张旭18善草书，不治他伎19。喜怒窘穷，忧悲、愉佚20、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21，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22，一寓于书23。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24，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25，未见其能旭26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27，情炎于中28，利欲斗进29，有得有丧，勃然不释30，然后一决于书31，而后旭可几32也。今闲师33浮屠氏，一死生34，解外胶35。是其为心，必泊然36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37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38；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39！然吾闻浮屠人善幻40，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解释/注释/译文
韩愈一生提倡儒学，排斥佛教。他虽然与僧人交往，但在赠序中每寓辟佛之意。如《送浮屠文畅师序》，正面宣扬儒道以辟佛；这篇《送高闲上人序》，则通过评论草书以辟佛。
第一段，连用一系列例证，说明大而治天下，小而治射、治牛、治音声、治病等等，都必须专心致志，不见异思迁，不分散精力，才能成功。这好像与高闲无关，但联系下文论草书，便看出这一段的言外之意是：高闲既学草书又学佛，不能专心致志，其草书必然学不好。
第二段以草圣张旭为例，说他“善草书，不治他伎”。接着就“不治他伎”、专精草书发挥：凡“喜怒、窘穷、忧悲、偷佚……”等等，只要“有动于心”，就“必于草书焉发之”；凡“见山水、崖谷，乌兽、虫鱼……”等等“天地事物之变”，也“一寓于书”。因此，“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正面论述张旭草书之所以能达到惊人的高度是由于“不治他伎”，则高闲学佛给学草书带来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才落到高闲学草书，仍以张旭为标尺。“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大意是：张旭对于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都要分清利害，情感在胸中燃烧，为实现愿望而奋力进取，进取中尽管有得也有失，但精力旺盛，追求不已，然后把这一切全部从草书中表现出来。以此为标尺来衡量高闲：说他学佛教，“一死生”，于世“淡然无所嗜”，于心“泊然无所起”，与张旭热爱生活，激情燃烧，一切借草书发泄形成极大的反差，那么，他的草书不能达到张旭的境界。
在送僧人的序里借他学草书以辟佛，尽管旁敲侧击，措词委婉，但毕竟不礼貌，所以在结尾时略作补救，以免绝对化。“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寥寥数语，妙不可言。说学佛的人“善幻”，前面用了个“闻”字，持保留态度。意思是：我只是听说过，并未见过；那么是否真有幻术，还是个问题。接着又用了一个“如”字，所谓“闲如通其术”，也只是假设。总之，话说得很活。退一步，就算高闲真通幻术，在草书方面也“幻”不出堪与张旭媲美的花样来。因为草书是艺术而不是什么幻术。
僧人也不是都不能成为大书法家。智永是僧人，书法成就颇高；怀素是僧人，以善“狂草”名世。但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强调的积极进取，关心现实利害，激情燃烧，把天地万物的变化所触发的喜怒哀乐之情从草书中发泄出来，使草书成为感情的外化、人格的再现，这却是十分中肯的，适用于一切艺术创作。相反，与世淡漠，一切外界事物都激不起感情波涛，这就不利于一切艺术创作，包括书法。因此，就这篇文章的立论和逻辑推理看，仍能自圆其说。
这篇序阐明艺术创造是一种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精神劳作，它要求人必须把毕生情感和精力都投入其中才能有所收获。文章以“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解牛”等一系列极具说服力的事例来加以分析阐发，使文章的道理论证和事实论证融为一体，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构思。
《感春四首》是唐代诗人韩愈所创作的一组七言古诗。这组诗以人生的被困开始，以逃于酒作结，先确立了一个“东西南北皆欲往”的志士形象，现实阻隔，物质上的局限使得志士只能老死一曲，接着是圣君治下，志士承认自己的无用，然后是肌体的衰老、知识的欺人使得志士再难维持起码的自信，最后，志士只好逃到酒里，了此一生。此诗语言豪健，但挫折感显得格外深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春， 韩愈在江陵府任法曹参军。法曹参军，官阶正七品下，品第在中县县令和中下县县令之间，社会地位不高。参军常受主司的责骂，亦时有遭鞭鞑之刑的威胁。韩愈对这种处境十分不满，心情苦闷。《感春四首》或因时感怀、或因事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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