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命天子”来于祭天
作为北京的象征，天坛屹立在北京正阳门外，永定门内大街路东。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和祈谷的地方。出于农业社会对自然力的敬畏，人们对“天”的敬仰得诚恐诚惶，天能兴邦亡国，天能予人祸福，天命可畏，天命不可违，天就是主宰万物的神圣。历代统治者利用人们的这种敬畏心理，自诩“天子”，借着天的名义狐假虎威，顺理成章地稳操主宰人间一切的权柄，于是敬天成了维系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福寿恒昌”而“江山万年”。“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君权神授”，皇帝对天称臣，祭天只能是皇帝的“专利”，成为国家政治伦理中不可或缺的大典，或者说，祭天成了封建王朝政权合法的标志，天坛也正式成为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象征。“国之大者在祀，祀之大者在郊”，在中国，任何一个帝王登基，第一纸诏书就是頒年号，定正朔，第一件大事就是登坛祭天，取得“天”的认可，用“天命攸归”，“天下所望”的鬼话蒙蔽天下、稳定政局。这一程式，不仅历代汉族帝王津津乐道，就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也都照抄不误。金人原有重五、中元、重九“拜天射柳”的习俗，而一旦入主中原，立即改弦易辙，建坛拜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唯恐人家议论“来路不正”，迁都北京后也急着建坛祭天，伪借天意，标榜自己才是“真命天子”。“敬天法祖”启始于周朝，祭天大典的仪制始出周公之手，那一套颇为复杂的仪式神秘莫测，到西汉末年才最终确定下来。出于凸显皇帝“天之骄子”的正统地位，祭天大典确立了天（皇天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那些在历史上受人尊崇、但不是皇帝“本家”的五帝（苍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则变成了皇天上帝的属神，比皇帝又逊了一等。设坛祭天始于西汉，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时，在长安南郊正式设立圜丘祭天。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沿袭此制，都在京城的南郊建立圜丘祭天直至清末。祭天的种类也很多，一种是季节性常祀，分为孟春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明堂；二是皇帝于冬至在圜丘举行的南郊大礼；最为隆重的是在泰山举行的封禅大典。封禅大典始于汉高祖刘邦，但因兴师动众、破用糜费，后世因循者为数不多。最正统、最常规的祭天则是郊祀。明清时的郊祀每年三次都由皇帝在天坛亲自主持。天坛祭祀并非仅仅限于祭天，它兼有祈谷和祈雨的功能。每年正月上辛日要在祈年殿举行祈谷礼，祷告上天保佑五谷丰登；四月吉日在圜丘坛举行雩礼，为百谷祈求膏雨；而每年冬至日则在圜丘坛举行告祀礼，禀告上天五谷业已丰登，主祭皇天上帝，配祭皇帝列祖列宗及日、月、星辰、云、雨、风、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河晏海清，国祚永盛，江山万代”。祭天祈福自然只是封建帝王家天下的一厢情愿。尽管明朝有13位皇帝、清朝有9位皇帝都在这里虔诚祭祀过，但最终也逃脱不了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宣统皇帝宣诏逊位的历史嘲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欺世盗名的雕虫小技只能蒙蔽一时，螳臂焉能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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