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公墓志铭_原文_翻译-王安石
原文
公讳况，字元均。少卓荦有大志，好读书，书未尝去手，无所不读，盖亦无所不记。其为文章，得纸笔立就，而闳博绮丽称天下。初举进士，赐同学究出身，不就。后数年，遂中甲科，补江宁府观察推官，迁太常丞，通判江宁府。方是时，赵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经略陕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独办，请得田某自佐”，以公为其判官，直集贤院、参都总管军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诸老将尽死，为吏者不知兵法，师数陷败，士民震恐。二公随事镇抚，其为世所善，多公计策。大将有欲悉数路兵出击贼者，朝廷许之矣，公极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边者十四事，多听用。遂迁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马铃辖。西南夷侵边，公严兵惮之而诱以恩信，即皆稽颡。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去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诲，儿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恶，然后绳以法。蜀人爱公，以继张忠定，而谓公所继治为未尝有误。岁大凶，宽赋减徭，发廪以救之，而无饥者。事闻，赐书奖谕。居顷之，遂以为枢密副使，又以检校大傅充枢密使。公行内修，为人宽厚长者，与人语，款款若恐不得当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宁归，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谢不往。及为谏官，于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独常从容为上言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间辄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几皆见用。当是时，上数以天下事询大臣，慨然欲有所为，盖其志多自公发。公所设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为独行异言，以峙声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记者止于如此。嘉祐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
解释/注释/译文
田况，字元均。年轻的时候就有伟大的志向，喜欢读书，书本不曾离手，没有他不读的书，也没有他不去记的东西。他写文章，拿到纸笔就立即写成，他的文章宏伟博大文辞华美绮丽被天下人称颂。初次考试就考中进士，被赐于同学究出身，他没有接受。以后过了几年，考中了甲科，补充担任江宁府观察推官，后来升迁为太常丞，在江宁府担任通判。
正当这个时候，赵元昊造反，夏竦、范仲淹两位先生担任陕西经略，说“我们才力浅薄，朝廷派遣的任务恐怕不能独力完成，请求让田况来辅佐我们”，（皇上）就让田公担任他们的判官，在集贤院值班，参于全面管理军事事务。自从真宗皇帝平息战争，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各位老将都去世了，担任军官的人不懂用兵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军队多次遭到失败，军民都很惊恐。夏竦、范仲淹两位先生每次失败后都进行安抚，那些被世人称道的做法，大多是田先生的计策。有一位想要全部出动几路军队攻打敌人的大将，朝廷也答应他了，田先生极力说这样做不行，才停止了。又上书用来治理边关的十四条建议，大多被采纳实行了。
升迁为右谏议大夫，担任成都知府，充任四川、梓州、利州、夔州四路的兵马铃辖。西南的蛮夷侵入边关，田况部署军队威慑他们并且以恩德信义来引诱他们，随即都下跪臣服。四川自从王均、李顺造反了两次，就被号称为容易变乱之地，以往做官的人得到朝廷的同意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断处理事情，而大多都是擅自诛杀来立威，甚至即使是很小的罪行，也一并把妻子儿女迁离四川，流转离散颠沛困顿，有因为这样而死去的人。田先生抚慰教导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养育那里的百姓，到了有非常严重的罪行的时候，才用法律来惩办他们。四川人敬爱田况，认为他是张忠定的延续者，都说田先生的延续治理是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年成歉收大饥荒，田况就宽免赋税，减轻徭役，打开粮仓救济百姓，因而没有受饿的人。事情被朝廷知道，赐书信褒奖。过了不久，就任命他做枢密副使，又凭检校大傅的身价充任枢密使。
田况注重内在修养，为人宽厚如同长者，跟人谈话，柔和亲切恐怕不能够让别人满意，到了他有所坚持的时候，别人也不能够改变他的心志。从江宁府回来，宰相私下里派人招揽他，他推辞不去。等到他担任谏官时，对于一些近于事功的小事，就不上报，只是常常悠闲舒缓地对皇上说一些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罢了。范文正先生等人都是当时的士大夫期望朝廷任命为公卿的人，然而他们的职位和他们的才能并不相称，田况得到机会就对皇上说这件事，所以文正先生等人不多久就被朝廷重用了。正当这个时候，皇上多次用天下大事来询问大臣，慷慨地想有所作为，大概他的志向都是由田况激发的。田况有所筹划，事情趋向于办好，功业期望于成功，根据才能任命优秀的人，不一定要自己定主意，不做故为标新立异的行为，不说不同寻常的话，不以这些行为来积累名声，所以功名利益在别人身上的多，而他自己可以记的事也就以上这些罢了。嘉祐八年二月乙酉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安抚舍人阁下：
您前天跟我讲的，不过想计算比较仓库储量多少，劝说富民献出粮食，来解除百姓一时的匮乏。我想要说的，不是这方面的意思。我愿把意思说完，请您选择些许有用的。
我曾经听说善于谋划天下大事的人，必定会设置长久的计策，创立非常的功业。当今士人，浸润于仁德之中，不是要为国家兴一时之利，并借此求取浅小的功劳。水旱灾害是常有的事，仓储财用国家经常不充足。用不充足的财用来抵御经常发生的水旱灾害，没有见到它能救助多少，绝对不是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方法。
自从庆历以来，南北饥荒相连，朝廷大臣、朝野间富有智谋之人无不哀怜，不忍看到百姓流亡饿死，都在考虑让他们生存下去的办法。他们的方法不过是发放常平仓的粮食，向富户募捐，提供一些稀粥、酒糟米糠之类粗食，以有限的粮食供给无数的灾民。我推测救活的人百不及一，而饿死者已经白骨遍野了。这只造就了给人恩惠的美名，而没有取得救人祸难的实际效果。
从前，梁惠王曾经调拨粮食来救饥荒，孟子评论反对这种做法。正是所谓“只有良善的心愿，不足以治理国家；只有好的办法，也不能自行起作用”。至于治理国家不遵循先王之道，就是单纯依靠良善的心愿、好的办法而不能将之结合起来的办法。况且五帝、三王之时，可以称得上极其繁盛兴隆了，也不能保证年年丰收而没有水旱灾害。然而没有受冻挨饿的百姓，什么原因呢？在上有良善的政策，在下有储藏的防备。
我遍观远古以来，太平之日少有，而混乱之日颇多。而今大宋建国已经一百多年，百姓不知道有战争，四方边境最远的达到万余里，其间可以耕种的原野，百姓都已居住了，可以称得上最广大、最富庶了。这确实是世所未有的好时机，贤能的人有所作为的时代。现在朝廷的公卿大夫，不在此时讲求治理国家的办法，考虑富裕百姓、改善风俗的良策，来创立太平之世，反而只是干些只顾眼前的事，见到祸患再思考解决办法，见到灾害再考虑拯救措施，这正是《传》所言“车毂已经破碎，才增大车辐；事情已经不成，再大声叹息”，这样有益吗？
我与您过去不太熟识，若论相知程度，确实太不亲近了。但自从您到来，已经两次麻烦您向您请教意见了。我对您并没什么个人企图。我曾经说过，有学问技艺才能谋略的大丈夫，常常忧虑生不逢时，已经遇上明时，又忧虑其言辞不被采用。而今您在朝廷有权力，不能说不逢时；处于可以建言献策的位置，不能说言辞得不到采用。只是您没有做而已。我有所感受而情绪激动，屡次向您建言，正因为此。请您明鉴。王安石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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