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嘲_原文_翻译-扬雄
原文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1，人纲人纪2，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3，析人之珪4，儋人之爵5，怀人之符6，分人之禄，纡青拖紫7，朱丹其毂8。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9，与群贤同行10，历金门11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横12，论者莫当，顾默而作《太玄》13五千文，枝叶扶疏14，独说数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然而位不过侍郎15，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无尚白乎？16何为官之拓落17也？”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18往昔周网解结19，群鹿争逸20，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21，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22橐，或凿坏以遁23。是故邹衍以颉颃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24。“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25，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纠墨，制以锧26，散以礼乐，风以诗书27，旷以岁月，结以倚庐28。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29，咸营于八区30。家家自以为稷、契31，人人自以为皋陶。戴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32，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33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34，五羖入而秦喜35，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36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37。“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38，或释褐而傅39；或倚夷门而笑40，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41，或拥篲而先驱42。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43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44，独可抗疏45，时道是非，高得待诏46，下触闻罢47，又安得青紫？“且吾闻之，炎炎48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49。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50；爰清爰静，游神之廷51；惟寂惟寞，守德之宅52。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蝘蜓而嘲龟龙53，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54与扁鹊也，悲夫！”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55扬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56摺髂57，免于徽索58，翕肩59蹈背60，扶服61入橐62，激卬63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64也。蔡泽，山东65之匹夫也，颐66折，涕唾67流沫，西揖68强秦之相，搤其咽69而亢其气，拊其背而夺其位，时70也。天下已定，金革71已平，都于洛阳，娄敬72委辂脱，掉73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74也。五帝75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76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77也。吕刑78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79，而萧何造律80，宜81也。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则悖82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83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84、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留侯85画策，陈平出奇86，功若泰山，响87若坻，虽其人之赡88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89；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90。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91采荣于南山，公孙92创业于金马，骠骑93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94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95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96，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解释/注释/译文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上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上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上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上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上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上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运命论》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李康创作的文学作品。此文是一篇亦骈亦散的论说文，主要探讨国家治乱与士人出处间的关系。文章先用史实论证“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的观点，然后提出“乐天知命”的主张，最后告诫人们应明哲保身。联系魏晋时代的社会环境及作者本人的不佳境遇，这些看似消极的观点实际曲折地表现出作者的人格和骨气。全文清新流畅，言简意明，没有以往骈文奇字怪词的堆砌，而排比格的大量使用，又使文章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文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句，流传至今，足见其表现力。
魏晋南北朝是群雄争霸、动乱杀伐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人们的命运如同原野上的秋草，枯荣只在瞬息之间，文人的受害，自然首当其冲。魏晋南北朝时期，探讨命运的文章特别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文人们越是对命运感到迷茫、畏惧，便越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探索命运的奥秘。作者生于魏晋之际，有感于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把这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发为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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