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高阳齐皥下第序_原文_翻译-韩愈
原文
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视上也，亦惟视其举黜之当否，不以亲疏远迩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择谊，坦乎其无忧于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确乎其无惑于上也，是故为君不劳，而为臣甚易：见一善焉，可得详而举也，见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乎举仇、举子之事载之传中而称美之，而谓之忠。见一善焉，若亲与迩，不敢举也;见一不善焉,若疏与远，不敢去也。众之所同好焉，矫而黜之乃公也；众之所同恶焉，激而举之乃忠也，于是乎有违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内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谓良有司也。肤受之诉不行于君，巧言之诬不起于人矣，呜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劳乎！为有司者，不亦难乎！为人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过也，则曰有司焉，则非有司之过也；则曰今举天下人焉，则非今举天下人之过也，盖其渐有因，其本有根，生于私其亲，成于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谓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实难，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终能复古乎!若高阳齐生者，其起予者乎？齐生之兄，为时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硕臣皆其旧交。齐生举进士，有司用是连枉齐生，齐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吾将利吾器而俟其时耳。”抱负其业，东归于家。吾观于人，有不得志则非其上者众矣，亦莫计其身之短长也。若齐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闵于有司，其不亦鲜乎哉！吾用是知齐生后日诚良有司也，能复古者也，公无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解释/注释/译文
古代所说的公而无私的人，他选取、舍弃、举荐、辞退官员，不把亲疏远近作为选择的标准，只要他适合就可以了。那些下属看待上司，也只看他荐举与罢黜（人员）是否得当，不因（此人）与上司关系的亲疏远近对上司产生怀疑。所以上司选择合理的标准实施自己的想法，内心坦荡不用担心下属猜疑；下面的人员约束自己谨慎行事，对上司确信无疑。所以，做君主的不用辛劳，做臣子的非常容易：看见一个适合的人（擅长此事的人），能够详细了解后加以举荐；看见一个不适合的人（不擅长此事的人），能够弄清楚后就不任用他。
等到道义衰微的时候，上司与下属互相猜疑。在这种情况下，举荐仇人、举荐儿子的事情，（只能）被记载在书传中被称道赞美，称之为忠。看见一个适合的人，如果此人是自己的亲戚或者和自己关系很近，也不敢推荐了；看见一个不好的人，如果此人不是自己的亲戚或与自己关系疏远，也不敢不用了。大家共同喜欢的人，（如果他做得不对），矫正他的行为并不用他才显得自己公正；大家共同讨厌的人，要激励他并且举荐他才显得自己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违背自己内心的行为，有违反心意的言语，有让内心惭愧的名声。像这样的人，是世俗所说的好官。
唉！现在统治天下之人，不也很辛劳吗！做官的人，不也很艰难吗！做仰慕道义的人，不也很劳累吗！因此坐下来好好地想一想这种情况，不是主宰天下的人的过错；如果说是做官的人（的过错），那么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如果说是当今全天下人（的过错），那么也不是全天下人的过错。因为它的发展是有原因的，它的来源是有根源的，产生于对自己亲人的偏爱，形成于对自身的偏爱。因自己不正直，就认为别人都这样。这种思想的确立原本长久，想根除它实在困难，不用一百年也必定得三十年，是不能成功改变的；不能做到了解生命与自然的规律、不迷惑，是不能成功改正的。算了吧，难道最终还能复兴古道吗！
像高阳的齐生，他难道不能启迪我们吗？齐生的兄长，是当时有名的丞相，到南方出任地方官了，朝廷中的重臣都是他的老朋友。齐生在考进士的时候，官员因为这个原因多次委屈齐生（不录取他），齐生不这样认为，竟然说：“我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官员怎么会委屈我？我将精进我的学业来等待时机吧。”他对自己的学业有远大志向，东归还家。我观察当时的人，有不得志就怪罪上司的人是很多的，却不考虑自身的不足。像齐生，已经达到标准了，却说：“我还没有达到标准。”他不因为自己受委屈而向有司博取同情，这不也太少见了吗！我因此知道齐生今后一定是个好官，是能够复兴古道的人，是大公无私的人，是了解生命与自然的规律、不迷惑的人。
孔子之后第三十八世，有一个名戣的世孙，字君严，在朝任尚书左丞。在他七十三岁那年，曾经三次给皇帝上书要求辞官。皇帝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给予他终身享受俸禄的待遇，还不敢拿政务来麻烦他。吏部侍郎韩愈平时尊崇孔戣的才能，就对他说：“您的身体还很强壮，当今皇帝三次挽留您，您为什么坚决要辞官呢？”孔戣回答道：“我怎么敢向君主提出要求呢？我的年龄已经非常大了，这是我应当辞官的一个原因；我担任尚书左丞，不能进用或辞退郎官，只有宰相可以，这是我应当辞官的另一个原因。韩愈又问道：“古时候，那些老死于乡间的人，都是自求安逸，而非自求受苦。房屋、水井、田地都还在，那些不做官和厌倦官场生活回到故乡的亲友，不是住在东郊就在北郊，大家可以拄着拐杖穿上鞋子互相往来。现在情况和前面所说的不一样，您和谁住在一起呢？况且您虽然身份显赫但没有留下资产，您回家后依靠什么生活呢？”孔公回答：“我自身有这两个应该离去的原因，为什么还要顾虑你说的话呢？”韩愈叹息道：“您在这方面远比一般人贤明！”第二天，韩愈就向皇帝上奏说：“臣下和孔戣同在南省任官，多次与他相见。孔戣为人守节清廉，议论公允。虽已七十，但体力耳目没有衰退，还在忘我地为国操心，用意极为周到。像孔戣这样的人，在当今的朝廷不过三四人，陛下不应苟且顺从他的请求，而应留下作为辅佐。”奏疏递上没有答复。第二年，长庆四年正月己未日，孔公七十四岁，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赠兵部尚书。
孔公当初以进士身份辅佐三公，官至殿中侍御史，又历任江州刺史、谏议大夫。只要是有损正义的事，孔公没有不说的。后来加封为太子恃读，改给事中，上书指出京兆尹包庇纵容罪犯，皇帝下诏削夺京兆尹三个月的俸禄。第二年，任尚书右丞，又该任华州刺史。当时明州每年都要进贡海虫、淡菜、蛤蚶等可以食用的海产品，从海边运到京城，要经过水路和陆路，卒役累计人工，每年要用四十三万六千人。孔公奏请皇上免除明州的进贡。
元和十二年，孔公从国子祭酒改任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他通过增加俸禄的方法来约束官员的贪取暴敛，境内各州拖欠的租税达二百万，全部免除。海外入境的船舶停靠码头时有下碇税，初到时有阅货宴，对他人所赠的犀角珠宝、仆从奴隶，孔公一概拒绝。横渡大海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有死在岭南的，官府登记其财货。满三个月，没有妻子儿女询问认领的，全部没收充公。孔公说：“海路一年只能往返一次，怎么能用月来限定呢？如果有凭证，应该全都归还给他们，不要计算日期多少。”孔公增加地方官员的俸禄，同时严格执法。元和十五年，孔公升为尚书吏部侍郎。孔公回到北方的时候，没有携带南方的特产，奴婢的户口（人数）也没有增加。长庆元年，改任散骑常侍。长庆二年，担任尚书左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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